村上春树：开往中国的慢船村上春树：开往中国的慢船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这篇文章，就从所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出发。各种出土品上贴着各式标签，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话说第一次遇见中国人，是什么时候的事呢?1959年，或1960年是我的推定。哪一年都可以，哪一年都没有什么大差别。正确地说，是完全没有差别。对我来说，1959年或1960年，就好比一对穿着不起眼衣服的双胞胎丑兄弟。就算能穿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时候，相信要区别1959年和1960年，对我也会是相当辛苦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有耐心地继续我的作业。坚硬的洞穴越挖越宽，新的出土品虽然不多，却也开始现出它的姿态了。对了，那年正是约翰生和巴达生争夺重量级拳击冠军的一年。这么说，到图书馆去翻翻旧的新闻年鉴体育版就行了。这应该可以解决一切。第二天早晨，我骑着脚踏车到附近的区立图书馆去。图书馆大门旁边，不知怎么会有鸡笼子。鸡笼子里五只鸡正吃着略迟的早餐，或略早的午餐。天气非常好，因此我在进图书馆之前，先在鸡笼旁边的铺石上坐下，决定抽一根烟。并且一面抽烟，一面望着鸡吃饲料的样子。那些鸡非常忙碌的啄食着饲料箱，它们实在是太急躁了，那用餐的景气，简直就像早期格数较少的快动作新闻影片。抽完那根香烟，我体内确实有了什么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就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新的我隔着五只鸡和一根香烟的距离，向我自己提出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到底谁会对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的正确日期感兴趣?另一个问题是：在日照充足的阅览室桌上放着的旧新闻年鉴和我之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彼此能分享的东西存在呢?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很正当的疑问。我在鸡笼前面又抽了一根烟，然后骑着脚踏车与图书馆和鸡告别。因此，天上的飞鸟没有名字，我那记忆也没有日期。本来，我大多的记忆都没有日期。我的记忆力非常不确实。因为实在太不确实了，我往往觉得我在拿这不确实向谁证明什么似的。但是到底要证明什么?我也不清楚。大概要正确把握不确实的东西所证明的事，本来就不可能吧?总而言之，我的记忆，就是像这样非常地含糊不清。有时前后颠倒，有时事实与想像交错，有时我自己的眼睛和别人的眼睛混在一起。这种东西或许已经不该称为记忆了。透过我小学时代(战后民主主义那可笑而可悲的六年之间落日的每一天)能够正确而清晰地回忆起来的事，只有两年。一件是有关中国人的事，另一件则是某个暑假下年举行的棒球比赛。在那场棒球比赛，我是中坚手，在三局后半，发生脑震荡。当然我不会没有理由就突然发生脑震荡，我们球队那次比实时，只能使用附近高中运动场的一个角落，这是那天我得脑震荡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我为了全速追捕中央高飞球时，迎面撞上了篮球架。我醒来时是躺在葡萄棚下的长椅上，天开始暗下来，水洒在乾燥的操场所发出的气味，和当枕头用的新手套的皮味最先扑进我的鼻子。接着是倦怠的侧头部疼痛。我好像说了什么，自己并不记得，是陪着我的朋友，后来告诉我的。我大概是这样说的：没关系，只要拍掉灰尘还可以吃。这种话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我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正在做梦吧?可能做一个正在搬运午餐面包时，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梦吧!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能够从这句话联想起来的情景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那句话还常常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没关系，只要拍掉灰尘还可以吃。然后那句话便停留在脑子里，使我想到所谓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和所谓我这样一个人不得不经历的道路。然后试着想那种思考必然会到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达的一点——死。死这件事，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茫漠的作业。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却使我想起中国人。我所以到港街山手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校名早已忘了，且称为中国人小学吧。称呼有些奇怪，请原谅)。我去那里，那是因为我被派参加一个模拟考试，考试的会场分为好几个地方，但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被指定派去中国人小学。理由不太清楚，大概是行政上的错误吧。因为班上的同学，都被派到附近的会场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