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内置金融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困境VIP专享VIP免费

李昌平：“内置金融”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困境作者：陈建利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来源日期：2010-4-18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两个原因南方都市报：近期你提出要以“集体土地所有制”加上“村社内置金融”的模式来发展农村经济，并成为乡村治理的基础，很有意思，与三农研究者中左右提出的方案均有差异(右更多主张私有化，左虽主张维护“集体土地所有制”，但不主张地权抵押)。但我们知道，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依靠工业和服务业把农业劳动力吸出来。李昌平：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过程中，他们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是70元，我们是30元。他们的工业化与农民市民化是同步的，工业化中后期大约是90%的人都进城了。中国已经加入工业化后半程了，30年改革开放是高速工业化的30年，但农民数量由7亿增加到了9亿。中国的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只是“硬件”的城市化，农民并没有变成市民，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如果按照这个过程中的农民所获得的收入报酬和福利水平而言，到中国完成工业化时，中国30%的农民可能依然会留在农村，如果加上乡镇人口，这个比例可能还会高。如果能像美国一样，把农业人口减少到2%，像日本一样把农业人口减少到7%-8%的水平，资本下乡就没有问题了，但中国不是这样。我们一方面要集中资源城市化，另一方面也要着手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是对的，但更多要依靠内生的力量完成。这个要从全球化的进程看，可能更清楚。南方都市报：这里面有不同的发展约束条件问题。像欧洲大陆，发现新大陆以后，很快就转移到美国、澳大利亚，不存在所谓的农民变市民难题。而像美国、加拿大，他们的资源禀赋和约束条件与我们迥异，他们人少地多，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很快就进入到规模经营的层面了。而东亚国家的约束条件普遍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而且，中国的城市化又与四小龙不同，他们依靠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本身就把农村人口吸收得差不多了。现在再回头看，仅仅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收入在GDP中占比少，导致难进城？李昌平：两个原因。首先中国进入到全球化进程时，越南、印度、东盟等都加入到了承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来了。全球制造业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变成了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六成以上的人加入了搞制造的竞争。而东亚四小龙的工业化时期，还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当时加起来不到3亿人。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使得制造业的利润大大降低了，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和保障水平更低了。所以，工业化与城市化难以同步了。中国加入，印度加入，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加入，这么多人搞制造业，只能把低端制造业搞得无利可图，农民工怎么可能获得社会平均报酬和福利呢？这就是说，中国的工人的这种低福利未必是中国的一种主动选择，实际上是与这次逆转息息相关。南方都市报：仅在中国内部，为了承接制造业的转移和资本的进入，也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这也是张五常所说的县域之间的激烈竞争，成就了中国这30年的经济增长。因为分税制后，县享有土地的实际支配权，它与中央政府又通过合约的形式明确了各自收益，所以当时为了招商引资，出现了很多怪状，官员招商饮酒致死，免费提供土地，甚至盖厂房等。李昌平：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是我们的确在发展战略上有失误。当时受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来料加工”模式的影响，全国的工业都开始围绕出口转，而没有考虑内需的问题。如果在收入分配上提前做一些调整，也不会出现现在的状况。中国出口的产品的确换回了一些美元，但并没有增加多少农民工的福利，城市化大大滞后。比方说土地，在土地的农转非过程中，如果只允许开发商建房子，那土地的增值收益也就只能被开发商和政府拿走了。如果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科学，公平一点，那农民进城要容易得多。中国的经济政策缺乏整体的战略思维，往往都是短期行为。再比如产业布局，中国当时是一边倒地进入沿海，如果当时能布局合理一点，既搞出口，又搞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是很有前途的。当时的整个资源都投向沿海，包括特殊的土地金融制度和税制的安排，这其实是不平等竞争，所以你看东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