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与脱嵌：环境风险生成中的科技失灵[摘要]科学技术在被运用于解决环境风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环境风险。科技内在的不确定性，使其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及其环境负效应大大增加，并引发环境风险的累积甚或直接生产；科技理性的过度工具化，使其发展速度脱嵌并超越于原本应该制约它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容量，导致科技政策选择在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间的失衡，从而加剧环境风险的再生产；科技理性从社会中的抽离，则会引起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风险知识与定义的争夺以及风险冲突、信任危机等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从而造成环境风险管理的失效。科技在环境风险生成过程中的种种失灵，使其自身成为转型中国环境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关键词]环境风险不确定性脱嵌科技失灵[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视域下的区域环境风险及其应对机制研究”（12BSH023）；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转型加速期我国区域环境风险的社会学研究”（12YJA84002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芳（1966-），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等。[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20）04-0001-08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与它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系统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就是科学技术。诚然，对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首要的推动力；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科技的发展在不断加剧的环境风险面前，同时扮演着解决问题和制造问题的双重角色，尤其是科技解决环境风险问题的局限性正在日益凸现。由于科学知识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科技发展的过度工具化导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科技理性从社会理性中的抽离，使得科技创新发展的速度脱嵌并超越于原本应该制约它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容量，从而对生态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环境产生了诸多负效应和不利影响，导致了环境风险的不断累积、生产和再生产，并由此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所指出的，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最大的社会风险源。①一、科技内在的不确定性：引发环境风险的累积和生产1.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传统肇始于古希腊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寻求世界本原的理性思维中，不仅确立了思维认识的对象只能是具有客观不变性的本质存在，同时也确立了用理性思维的逻辑推理获得本质存在知识的方法。在他们看来，理性应以追求普遍必然性的、确定性的知识为己任。②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革命和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得以凸显，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传统也遭遇了否定。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所否定，拉普拉斯的决定论被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彻底打破，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也揭示了自然界所具有的整体性、非线性、多变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同时表明，科学理论是不能得到证实的，而只能被证伪。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否证式科学发展观，在剖析科学知识实证基础内在矛盾的同时，也揭示出了科学知识本质上只能是“可否证的假知识”。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学科取得的这些新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发展的确证性原则，同时也说明经验、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本身并非是切实可靠的，而是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科学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随着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构建过程中各种外在社会因素的渗透而得到进一步的增强。20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的科学历史主义学派，将科学视为一种发展知识的方法论框架抑或理论范式。其中，库恩的“范式”理论最具代表性。在库恩看来，范式是历史的和相对的。范式不仅决定了科学家的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