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冷静地处理中国农民问题这些年来很多青年要求我分析中国的农民问题,提出些建议,希望改善农民的贫困生活
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桂棣与春桃合着的《中国农民调查》,洛阳纸贵,其中描述安徽农村的故事,很具震撼性
与此同时,温家宝对农民的关怀,溢于言表,而最近又提出五年后取消农业税
我不怀疑,从国务院到小学生,他们对农民的热情是真实的
事实上,神州大地没有出现过像今天那样浓厚的对农民的关注
手头没有足够而又可靠的中国农业资料,自己的观察很片面,不能作出有分量的分析
几天前太太的弟弟,一个四十六岁的饱学之士,给我电话,说他读《中国农民调查》,哭了,要求我立刻为改进中国农民的生活下笔
可惜感人的故事对经济分析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不要告诉我中国农民的苦况——我可能比所有的人都清楚
二战期间我在广西的农村生活一年多,记得只吃过一碗饭,稀粥一两个月才能品尝一次,番薯是上品,十来天才吃一次,主要食品是木薯,有毒的,要在水中漂洗几个星期才能吃,也吃不饱
骨瘦如柴,余下的皮肉因为营养不足而腐烂,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见痕迹斑斑
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民说,他们的苦况不是二战使然——历代相传也如是
今天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多年前上升了两倍,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
还是困苦,但平均寿命不到四十的日子是过去了的
拙作《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有深入的分析,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不是个门外汉,加上二战时的经历,可以冷静地看问题
我要在这里提出三项原则,漠视其中一项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会有大作为
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
华中的张大哥培刚五十多年前就为这问题大声疾呼,而去年谢世的芝大农业经济大师D
GaleJohnson关心中国,为这个问题写过好几篇文章
想想吧,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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