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叙事的主观倾向性——以《史记·孝景本纪》为个案分析的论文摘要:历史叙事不只是对于曾经发生了的事件的再现,还饱含着叙事主体的评述立场,这就使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总具有着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性
司马迁的《史记·孝景本纪》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从对《孝景本纪》与班固《汉书·景帝纪》及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冷峻的笔法后面,隐藏着严肃的对于汉景帝事功的道德评判
这种道德评判倾向,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概而言之,与时代精神和作者为史之动机密切相关
关键词:历史叙事:司马迁:孝景帝:道德评判人们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触作为”实在的历史”,而只能透过作为“记载的历史”去间接地触及它
历史从其被记录的那一刻起,就并非是对“发生了什么”的简单再现
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指出:“历史显然包括这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在时间中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们心灵中的回忆
”在历史文本中,这两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诉诸文本形态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当代性
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按照这种观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是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材料汇编,而表现为一种思想活动
历史家的职责,并不只是去把杂乱、无序的材料变得有序,把不连贯的故事变得条理清晰起来,他更要做的,是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应放的位置,借助于叙事的种种技巧(有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把它们看作历史知识在时代精神所限定的范围内的一种辅助,并或显或隐地告诉读者,其思虑何在,其理由何在
所以司马迁在谈到其著史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其创作《史记》是有鲜明的动机和目的的,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和独立的精神在史学传统和时代精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