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道德法制化的思考在功能上，两者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调控对象的差异，法律同道德的结构由各自的功能所决定，法律在行为调控上要求的是人们的外部合法行为，而道德则不仅仅要求外部行为，同时更注重人们心里行为动机，产生内在的影响。从调控关系上来看，道德的调整是多元化的，没有明确标准，其主要是调整阶级内部关系，而法律则首先是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与冲突，其次才是调整阶级内部利益矛盾，标准唯一。此外，在调控角度与范围上，法律主要从权利义务角度控制调节人们的行为活动，不追究有道德缺失但没有违法的行为，主要针对破坏影响阶级利益与社会秩序的行为。而道德则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调整人们现实生活活动与社会关系，道德的范围更为广泛。总体来讲，道德同法律各有优缺点，与法律相比，道德具有灵活性、广泛性、适应性等优势，但由于其力量不足，导致其效用与法律相比较为有限，公共道德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律则具有保障性、强制性、确定性等优势，具有很强的调整约束力量，但范围有限，对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覆盖面较窄。然而，从两者特征来看，道德同法律的差异看似对立，实则互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与协调，不仅在结构上互相联系，在功能上也是互相促进的。公共道德法制化的内涵及时代价值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中国传统道德主要表现在儒教上面，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自身的人格道德，自古以来，古人所表达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等思想精神都体现出了道德的内在特征。然而，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文化、政治整体不断进步，道德的局限性逐渐体现了出来。面对着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人们对待社会的眼光与行为更加体现出了自保性与谨慎性。其次，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每一个个体承担着各自的社会功能，道德观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逐渐第1页共5页体现了出来，社会主体之间的道德冲突不断。此外，从政治发展的方向来看，现代社会逐渐向高效、民主的政治治理模式发展，是一个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发展的模式，面对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唯有法律能够使社会道德规范提升到国家意志地位，同时更需要道德力量的补充发挥，为法律提供思想理念基础与价值的支撑。公共道德的局限性在社会交往范围的广阔性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下日趋体现出来，现代化的道德，也有必要从人格道德转化为制度道德。如今，社会公共道德的缺乏更加体现出了道德法制化的重要性。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他在书中强烈批判了中国人“窝里斗”、“脏、乱、差”、“死不认错”等现象，他的一语“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到了现代倒成了蛮荒之邦”不得不让现代社会人们加重对社会公共道德缺失的反思。如今社会上的公共道德丧失现象不胜枚举，例如13年3月4号吉林长春所发生的“盗车杀婴”案，作案者周某在盗走车后将车内两个月大的婴儿掐死埋在路边，这一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在强烈谴责之余不禁反思，公共道德与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如何共融。上海大学教授顾俊说过：“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可以随便欺骗人，坑害别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面对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事件，面对社会的“价值迷茫”现象，要提倡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进行道德法制化保护显得尤为必要，仅靠公共道德规范进行约束，已经无法取得成效，只有更严格的法制化实施才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与公众的行为。道德法制化是时代的要求，公共道德对社会的良性多元化发展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不仅需要体现到社会风俗等规范当中，更需要使道德体现出现代社会发展制度所体现出的自觉、明确与普遍平等的精神，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化的重要性。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法律法规与公共道德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城市迅猛发展的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