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研究摘要。当下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为西方话语所覆盖，构建中国话语是学界重要使命之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理应得到接续与传承。特别是在当下计量方法与标杆管理过于弥散的状况下，通过思想文化的参照和介入，在研究路径上以追循意义或价值为主导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关键词：中国话语；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严格而论，当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四十年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基本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2000年世纪之交，有厦门大学朱仁显教授大作《中国传统行政思想》问世，开创了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研究之先河，却也声息微弱，“其言似不足者”，最终在计量研究的沙尘暴中湮没①。因而，挖掘和传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智慧，以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应当是21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我以为懂得中国才能真正懂得管理，为此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一、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传统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对于这一文化传承的定位不能局限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视角，而是要置放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宏大视域中审读。（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我都发表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是中国文化具有特殊性。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一个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成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中国古代社会有分合治乱，统一王朝除了元朝九十余年，其余差不多都是三百年左右。其中，两汉最长，达四百年。君主政治时代行政手段十分落后，对于全社会的掌控能力也很低下，却何以能使一代王朝周期维持在三百第1页共11页年左右，而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直贯两千年。原因甚多。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看，关键有二：一是儒学成为官学，二是文官制度。关于一，西汉初年，儒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由此达成两个效果。其一，一种思想培育出来一个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凭借儒学政治特权的优势，得以通过察举或科举介入体制，居官为宦。士人群体作为官僚集团的后备资源，构成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同时，相对天下士子而言，能够介入体制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人考取功名，虽然未能入仕，但也有了不同于黎民百姓的特殊身份。依据功名的等级类分，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免除本人徭役、见官无需跪拜等。加上“致仕”回乡的官员，他们称为士绅或乡绅，从而得以号召乡里，领袖地方。士人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实质上构成君主政治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论王朝危机、天下大乱或王朝重建，必然有士人环绕其间，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历史上，出身豪族或平民者都能做皇帝，在前朝的废墟上重建帝国，就在于有士人的帮衬。其二，形成阳儒阴法治国方略。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德治仁政教化为主，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代无助于一统天下，故而秦的统一实是法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的胜出，但是秦统治者的强制管理和暴力统治致使强秦二世而亡，于是汉代统治者以秦为镜鉴，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这一治国方略注重调节，倡导惠民仁政，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同时以法制为底线，守住治国根基。软硬两手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原则，天下得治。关于二，与西方中世纪贵族制君主政治相较，中国古代社会是“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制体现了高度政治理性与相对完备的管理、组织技能，为世界之最，而且影响了18世纪欧洲官僚制的形成［1］。士人是官僚队伍的主要构成，当然其中不乏贪腐之辈，但历代总有些清官、贤臣、循吏在国家治理、王朝兴盛中起到重要作用，得以名垂青史，教化后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相较，古代中国的君主政治延续时间最长，天下或有分合，统一是主线。促成这一发展趋势有多种因素，其中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