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昨天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中国之治进一步明确了重要原则和时间表路线图，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对于当前改革发展的最大共识。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如今，走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积厚成势阶段，继续向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奋进，必须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环顾当今世界，各国自有其治理体系，而治理能力参差不齐。一些自诩制度设计精妙完善的西方国家，反而时常陷入政治内耗、党争极化、效率低下的漩涡。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前行姿第1页共3页态，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治理成就，就在于我们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还有严格的执行;不仅有严肃的纪律，还有严格的遵守;不仅有严谨的设计，还有严格的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频共振、紧密嵌合，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必然越高。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身处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不仅可靠而且管用;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源于长期实践的总结，又满足长期实践的需要，不仅管根本而且管长远。曾有人统计中央深改委（组）会议新闻通稿中的词频，制度是仅次于改革的高频词。这些年来，从化解过剩产能到清除市场壁垒，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从简政放权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契合现代化要求;从单纯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推动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眺望前路，我们仍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更加科学完备的制度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中国是个大国，大既意味着我们有规模的优势、有宏伟目标的指引，也意味着我们有高质量发展的难度、会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在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我们的制度执行力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冒头，国内经济社会转型面临风险挑战，三大攻坚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我们制度层面的四梁八柱日渐完备、趋于成熟，就迫切需要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下更大气力。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