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加分没有那么简单2020年年底，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出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的通知，“从2020年秋季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开始适用”，即202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将实行“瘦身版”的高考加分、保送等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省份陆续撤销了“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加分项，北京、浙江、四川等16个省份依然保留了这些项目，这一保留引发社会热议，而且一些地方一加就是20分更令人惊诧。鉴于一些地方的品德加分政策已经发布，社会上有不少质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当下对加分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于运动项目、省级“三好学生”(包括优秀学生干部)、见义勇为者等对象的高考加分政策上，理由是它们成为腐败的通道，在方式上违背“程序公平”原则，为少数行政权力掌控者所操纵，缺少公开透明度，损害社会公平、公正。从实践例证看，2020年吉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类照顾加分考生17082人，少数民族学生占比96.6%，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582人，约占加分考生人数3.4%。这其中加5分的共459人，省级“三好学生”225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38.7%；省级优秀团干部90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5.5%；省级优秀学生干部62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0.7%，三项共占64.9%。而2020年该省此类项目加分超过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的66%[1]。足见公众对这类加分影响公平的质疑并非没有依据。为此有必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再思考和再分析。一、从高校招生考试的定位看，专业化、公平化是总的发展趋势60多年来，从有明确政治取向，甚至唯成份论的高校招生走向以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为目标的高校招生是大势所趋，逆这一趋势的任何做法都难以获得公众认可。大面积的道德考察不可行性早已被历史多次证明。制度设计者若不能跳出惯性思维，或者抱着给自己留一手“预设后门程序”的思维，在给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之类的事项加分缺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乏专业、客观、公正的标准情况下，又通过行政批准的方式操作，不仅难以站住道德高地，加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评定，还极易造成赎买品德而玷污品德。一旦功利性见义勇为行为出现，那些真正朴实的人就会被伤害，被赋予分值鉴定的见义勇为也是对该品行的异化。思想品德评判的复杂性决定着难以通过简单的技术手段量化人的思想，历史上常见一个被观察了一辈子的人依然被看错，简单采取加分的方式处理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样说并非要支持思想品德不可知论，比如今年高考前江西宜春高三考生柳艳兵在公交车上被砍后夺刀行为，如能确证没有设局行为，就是见义勇为的例证。但若将见义勇为加分作为一项制度，就难免不引发一些动机不纯者作假。由于过去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存在较多主观随意性，不同地区间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成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分一直饱受诟病的原因。自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建立后，高考的原有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成为它去政治化和去概念化的原因。大学教育本身是包含道德教育的过程，挡住品德尚存缺陷者进入大学之门，也就失去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机会，既显示大学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也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思想品德加分属于奖励性加分,大学教育的大众化要求它普适化，这两者内在诉求恰好相反,评价品德又不是加分这么简单，这成为大学招生环节需要去概念化的深层原因。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诚信缺失是形成各方面质疑的社会背景“争论反映了加分政策与当前社会追求极致公平的文化不兼容。极致公平，就要求指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达到的。所以就出现了支持裸考、取消加分政策的声音。而这种文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的。”[2]当下中国社会的品德问题确实很大。在其他国家，老师的推荐信是可采信的，而在中国当下则是难以置信的。加分整体压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的改变。在考试选拔中给品德加分，实质上是给品德赋予功利的筹码，更进一步使思想品德被异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化，增强了人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