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视域下《水浒传》的价值一、“世界文学”与“复杂性思维”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把“世界文学”的概念首倡者归到德国作家歌德身上。但据德国学者魏茨（Hans－JoachimWeitz，1904－2001）考证，最先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当属德国文学家、翻译家维兰德（christophMartinWieland，1733—1813）。［1］不管首倡者是歌德还是维兰德，“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被接纳都源于和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的思维和眼光。人类在物质领域与知识精神领域的发展和交流，持续地强化着对人类知识总体性和共性的认知。在这一概念倡导以及阐释中，毫无疑问，夹杂着对民族性（文学）与世界性（文学）关系的认知和理解。民族性（文学）是什么?世界性（文学）又是什么?两者关系是怎样的?建构怎样的世界性（文学）思维?回顾“世界文学是什么”的争论史，我们会发现，在各种关于“世界文学”的阐释中总是存有着“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甚或各种“民族主义”的观念。由这些观念建构的“世界文学”，或者一味地抵制对抗“世界文学”，都不利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正常交流和对话。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和文化，越来越像生活在“地球村”的居民，日益须臾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一种共识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而迫切。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爱德加莫兰（EdgarMorin）的复杂性思维的思想对于理解当今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处境有着深刻的启示。“莫兰主张走出人本逻辑中心主义、单维主义、单向发展论、进步主义、主客真假善恶美丑二元对立、技术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经济决定论以及规则秩序崇拜等传统思想定势，尝试以非定则、无中心、非线性、非平衡、混沌、模糊、不确定、分叉、无限区分化的模式，面对自然界和社会，跳出犹太/基督教式的时间循环论和救世论的框架，把过去、现在、未来混合在无参照系统的游戏活动中，漫游在充满审美乐趣的创造活动里。”莫兰是在对传统思维系列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复杂性的思维”思想的。从复杂性思维来看，“普适性和差异性，‘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都是可以同时并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共同发展的。”莫兰认为，人类应该努力赋予每一种文明以其自身方式揭示人性本质追求的合法权利，并承认所有文明都同样渴求真理和世界性，只不过这种真理和世界性是以不同文明的特殊形式来加以表现的。又认为，各种文化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并不是以减少锋芒、彼此自我抑制为代价而换来和平，换句话说，解决之道并不是在妥协而是在理解里寻得。基于这种认识，对话的基本目的“应是理解和尊重‘在他者的自身文化多样性'中的他者，而绝不是将其抽离原有的文化语境而加以扭曲、同化，甚至使之湮灭。”莫兰谈到对《水浒传》的阅读时，他说：“我一边读，一边不停地思量：‘他们与我们多么相似!'‘他们与我们多么不同!'”他用复杂性思维阅读、思考文化间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统一性中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统一性中的多样性”的复杂性思维，“认证了我们的地球公民籍，同时又包含着我们各自民族的公民籍而不使之变性。”[2]莫兰的这种思想对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用“复杂性思维”才能理解当今文化融合、文化杂交与深层文化差异同时并存、相互交错、变幻莫测的世界，也才能避免文化或文学的殖民，防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重新落入传统式的预定的规范和模式之中。因此，由“复杂性思维”来建构的“世界文学”理想，才更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知识的总体性和共性的认知与期待。用“复杂性思维”重新审视“世界文学”，重新审视跨文化的文学译介行为和现象，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思维”与赛珍珠的文化观念和思维存有着一种暗合关系。赛珍珠双重文化身份和超越性的文化视野及其所倡导的跨越地域和边界的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宽容的文化精神与莫兰的“复杂性思维”是异曲同工的，有一致性的。二、赛珍珠“杂糅性”文化身份和“超越性”思想赛珍珠的文化身份比较特殊，以国籍、血统或种族来论，她毫无疑问是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