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与党锢之祸郭京春《古诗十九首》论者多谓为东汉末的作品，其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写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一类写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失志伤时之感。前一类内容相对单纯，后一类则较为复杂，涉及若干方面。如一般文学史指出的，有仕宦失意，荣名盼早；人生易逝，及时行乐；知音难觅，世态炎凉等等。在这一类作品中，悲叹人生，谈论死亡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伤感之情，是和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关的。一般认为，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士人出路狭窄，往往游宦四方，长期在外，因而内心寂寞、苦闷，再加上落拓失意，岁月流逝，于是产生了种种消极颓丧的感伤。但是细品原诗，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些思想似又不能简单归结为消极颓丧与个人失意。比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千岁忧”指的是什么？显然不似指一己的仕途。“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车感轲常苦辛”与其说是仕途失意之感,不如说更像是对尚未入仕而仍在执着追求者的一种劝说。即使那些今天看上去明显是在宣扬及时行乐的诗句，也可能是别有所感，有为而发。吴淇曾认为“‘何不策高足’，‘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何不秉烛游’，‘极宴娱心意’皆是诡调”。沈德潜更认为“‘据要津’，诡词也。古人感愤，每有此种”。刘履也说“据要津”等句是“设为反词以寓愤激之情”。他们都没有简单地把这些诗句看作是正言庄语，而是认为它们别有所托。说到政治黑暗，冯友兰先生论述社会与哲学思想产生的关系时曾指出，政治黑暗，社会纷乱，贫富不均，民生困苦，“此种形势在中国史中几于无代无之，对于古代哲学之发生，虽不必无关系，要不能引以说明古代哲学之特殊情形”。这也完全适用于文学现象。说到仕进无门，则历史上更无过于六朝门阀之世。它也不是《古诗十九首》产生的特殊原因。和历代文人伤感之作相比，《十九首》有其独具的特色。它表面上肆无忌惮地放言种种明显的鄙言颓语，似乎游戏人生，玩世不恭，但仔细读来，又像是有所不得已，让人感到其内心似有无尽的痛苦，愈加吟咏，愈可感其表面字句下边有着曲折的思想和极深的蕴含。古人评论《古诗十九首》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鲁迅先生也认为它是“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然而问题是，究竟如何探索、揭示它的可能存在的弦外之音。文艺是其所处时代的基础的反映，但从基础到文艺还要经过许多中介环节，其中社会心理对文艺的影响最为突出。根据诗歌内容和五言诗的历史发展，目前可以断定《古诗十九首》基本上是东汉末年桓、灵之际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大的时代背景的东汉王朝，作为具体环境的桓、灵之际，作为创作主体的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际就成了对《古诗十九首》的思想进行探源的最基本的依据。东汉王朝的没落和桓、灵之际的士人心态。东汉王朝从中期开始各种社会矛盾即迅速发展，尤其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使朝政极端黑暗。到桓、灵之际，东汉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东汉统治者重视儒教，大力办学，因此士人队伍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但社会的黑暗使士人的仕进之途极为艰难。士人从封建的正统理想和自己的切身遭遇出发逐渐走向了与当权者的对立。桓、灵之际朝政的腐败也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反对。他们以各种方式企图挽救垂危的王朝。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士人和官僚集团汇合到了一起。士人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以舆论为武器，标榜志节操守，这即是所谓“清议”，后来发展为两次集体到宫门请愿，为正直官僚申冤并强烈谴责宦官专权。官僚集团、士人与宦官的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宦官以此对正直官僚和士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党人的斗争最终彻底失败了。党锢之祸历时久，范围广，株连甚众。它对士人的思想有决定的影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冲突给予人们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因而桓、灵之际的特定历史决定了当时士人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从正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开始，发展到对现实不满，并与之斗争直到冲突。斗争屡遭失败，党人受到残酷迫害。严酷的现实最终导致士人对前途悲观失望，内心的信念困惑、动摇。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