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河医派的形成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部分，古人有“小医医人，大医医国”之说。常州中医药在南朝时就得到重视，梁武帝萧衍时代就很注意收集民间流传的医书，后被正式列入皇家文库。明代常州出过王彦昭等三位御医，到了清末民初常州孟河走出了六位御医，他们都因能解除帝王的病痛而名传天下。特别在道光、咸丰年间，孟河名医云集，形成孟河医派之乡。﹙名医多、儒医多、仁医多、御医多﹚当时孟河镇仅几百十户人家，却设有中药铺十几家，可见当时孟河医事之盛。孟河医派作为中医药学派文化之一，其形成可追溯至东汉三国时期，可谓为葛洪医药余绪。孟河地区历代名医辈出，宋代出了许叔微，著《本领方》，开医案类著作之先河。明代王肯堂著《六科准绳》以求“宗学术之规矩”，“求醇疵互辨”。至清代早期，孟河地区积聚了以费伯雄、马培之、丁甘仁、巢崇山为代表的一批中医药学术较深的名医人物，为孟河医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孟河是一种有着几百户人家的古镇，却有着十几家中药店铺，从孟河城内自小南门至文武桥几百米左右内中药店铺淋廊满目，分别是聚德堂(马家药店)、费德堂(费伯雄家药店)、同德堂、儒德堂、天生堂、天保堂、天生德、保灵堂、保安堂、灵济堂、树德堂等；孟河城再向北门外至城北操场分别是益生堂(为费保堂开)、佑生堂、仁济堂、庆裕堂、泰山堂(扬中人开)等等中药店铺。据《武进阳湖县志》记载：“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撸之声连绵数十里”。足见当时孟河医派医事之盛，孟河四大医家医派的文化崛起，增添了中医学家的活力，起到了鼓舞中医学家自强的作用，这是孟河四大医派文化作出的历史性奉献。孟河医派文化出名四大医家和其它名医等纷纷走出故土，似一颗颗灿烂的中医药明星，照耀在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医坛上，流派所及，至今未衰。孟河四家医派之源远源流长。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的费氏家族，费家是孟河医派最具开创性代表之一的是费伯雄：字晋卿，号砚云子，（1800-1879年）世代有传人，迄今第十四世费季翔已有近4了，其中以第九世费伯雄开创了孟河费氏中医学生涯。费承祖：字绳甫（1851-19）费伯雄的孙子，主治虚劳内伤杂病著称，以善治危、大、奇、急诸诊而闻名上海和民间。费伯雄以归醇纠偏，平淡中出神奇盛名于晚清年间，他是孟盂河医派的奠基人之一；费绳甫少侍祖父费伯雄录方，及长，同案诊病，因诊脉精细、辨证明确．用药纯正不杂，颇得费伯雄赞赏。中年迁居上海，因诊务繁忙，生平少著述，留有验案数十则，多为病情较重而辨证独到者，其用药秉承家风，清润平稳。传其学，裔孙有费子彬、费赞臣等。孟河四大医家立书著述，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是费伯雄的醇正和缓是孟河费氏学术思想的结晶之一，他认为医者论理必归醇正，所谓醇正的标志是“在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之新颖”，费伯雄的醇正和缓说可反映孟河医派论理立法上的谨慎和灵活，是形成费氏医派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基础。费伯雄的医学所著《食鉴本草》、《医醇》二十四卷，不幸毁于战火，七十岁时，追忆《医醇》中语，著《医醇剩义》、《医方论》、《怪疾奇方》、《费批医学心悟》等。《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费承祖是费伯雄之孙。幼承家学，精于临证，求诊者日以百计。中年适居上海。其治虚证别有心得，重视调和胃气。又兼收李东垣补阳、朱丹溪补阴之说，谓医者当吸取两家之长而弃其短，宗其法而不泥其方。用药以“切见症，切病原，切气候，切体质”为四要。谓“轻病用轻药，轻不离题；重病用重药，重不偾事”。邑中孟河育婴堂，多赖其力始予恢复。著有《临证便览》和《费绳甫医话医案》。费伯雄之侄费子彬、孙费继武均得其传授，行医于上海。次婿徐相任，从其学，蜚声沪上，为绳甫辑医案出版。明末清初，太医院马院判，招蒋成荣为婿，蒋成荣继马氏家族大业，开创了孟河马氏世医，其中以第四世马省三、第六世马培之最盛名。孟河马氏医派的学术思想重要集中体现在马培之身上。他讲究眼力和药力，说：“看病辨证，全凭眼力；而内服外敷，又有“药力”。讲究眼力，就是要能进一步剖析病情，抓住疾病症结所在；讲究药力，则是重视药品的性能、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