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军：当满清认输的时候，一切都迟了成功天空-03-201860年10月7日，当英法联军的士兵冲进圆明园进行劫掠时，在一处皇家库房里，他们发现了当年（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王乔治三世精心挑选委托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相称于当时的“核武器”的礼物：两门先进的榴弹炮、牵引车以及炮弹。乔治三世但愿用这种婉转的方式提示乾隆，英国所含有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潜力。可惜，马戛尔尼却发现乾隆皇帝对这种在当时犹如“核武器”同样的先进科技产物，没有震惊，没有惊讶，甚至连看都没看就吩咐奴仆当作一件普通的工艺品同样扔进了库房。在回程的船上，马戛尔尼的日志中写道：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加上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里没有沉没，如果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来临了。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满清帝国封闭百年的国门，同时也把这艘巨轮的残破和腐朽赤裸裸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赔款、割地、开租界、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通商口岸，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新名词，让国人在惊魂稍定之余，终于开始对这个全新的世界进行更加认真和实际的思考。同时也让满腔热血一心救国的血性青年心中暴发出无限的动力，自强不息，强国强种。中国三千年帝制，鸦片战争之前，“百代皆行秦制度”，历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实质上只局限于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变化，而并不是政治秩序的变迁。全部的行政权力，最后皆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政治制度始终没有推陈出新的质变过程，仍旧遵照商鞅书“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遗毒。无论朝野上下，但凡有出格的思想和行为，便会无一例外的会被扣上“反动”“叛逆”的罪名，轻则牢狱之灾，重则人头落地。但两次鸦片战争给国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实在太大了，前面数百年“天下万方唯我独尊，千年传承大国上邦”的自豪与骄傲被打击得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自卑与愤恨。于是改革、改良的呼声日渐高涨，国人无不但愿大清帝国能够尽快强盛起来，能够征讨蛮夷，一雪前耻。但正如马嘎尔尼所言，大清国这艘大船太老也太破了，大清国的制度更是僵化到了犹如泥塑木雕普通。这些为了权力而生为了权力而死满脑子官僚权谋的权贵阶层，居然一致觉得所谓“改革、改良”，除了让一群草民跟自己分享权力和利益之外，根本就是毫无用处。正是这股力量竭尽全力的阻挠才最后造成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的被杀，以及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的被害。但也正是谭嗣同、唐才常们的鲜血，使得当时中国的爱国青年们认识到，敦促和但愿清廷“改良”的道路根本行不通。肆虐半个大清国的义和团运动，让更多人看清了“爱国主义”的凶险与残暴之外，还招引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当这个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同仇敌忾，在东北的留学生们更是组织起“拒俄义勇队”，并通电清政府，规定作为前锋军出兵抗俄。如此的爱国行动，居然被短视的清廷认定为“名为拒俄，实则谋反”，召见驻日公使，规定日本政府快速取缔留日学生的这个“谋逆组织”，并下令国内各地督抚对于回国后体现激进的学生随时能够“就地正法”。在《苏报》案啼笑皆非的大戏中，清廷居然作为原告，向租界当局控告自己的国民，即使最后把邹容、章太炎关进了大牢，却造成了国内人心彻底的不可挽回。无视沙俄侵略，通令日本逮捕同胞，剿杀国内爱国青年，这一系列愚蠢至极的行为，使得大清朝廷在国人眼中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昏庸的清政府终于把国内一致对外的矛头转向了自己。中国的有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从此在情感上与清廷完全一刀两断，痛论国事，下决心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革命”的呼声，至此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于是暴力革命思潮开始滋生，排满主义已经进一步人民脑髓之中。当时的留日学生原来是愿为满洲政府前驱，挽救国家危亡的，此后他们的宗旨却突变为“养成尚武精神，实施民族主义”，并组织以暗杀破坏为重要手段的“军国民教育会”，纷纷回国从事激进的以刺杀满清大僚为主的革命恐怖活动。19夏天，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标志着从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融合和壮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标语更加鲜明无忌，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