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送法下乡》有感 初看书名“送法下乡”，仿佛是某行政单位所作的法制宣传材料。细看之下才发现，苏力先生所用的“送法下乡”一词，并非法制宣传中常提及的“普法”，而是法律在乡间运作所采取的方式。在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中，苏力先生借“依法收贷案”，为我们说明了基层司法的“送法下乡”：在乡土社会的场域中，属于城市的法律治理并不为人们所信服，而法律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为了实现其运作，必须深入乡间、借助乡间的地方性知识，必须采用炕上开庭、尊重村干部等方法。 在我看来，全书试图阐释的问题，正是由这一章引出。中国存在着广大而与城市不同的农村，究竟怎样的基层司法才是这个乡土社会所需要的。（由此看来，本书的副标题改为“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似乎更为恰当）总结起来，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应向何处去的问题。苏力先生一贯认为，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在诸多具体的社会制约条件下的正常运作”，因而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进行分析，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是当下中国基层农村的现状，什么是解决基层农村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司法制度。 这时，我们不能不提及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两篇文章。《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由此出发，似乎可以窥探出苏力先生的研究进路。在这两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认为，出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文字对于其中的人是没太大用处的，因为“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上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障碍，才需要文字来代替”。乡土社会乃是一个安定的熟人社会，面对面的交流即可满足所有的生活需要，而且效果往往还更好。人们既无需舍近求远地使用文字来进行交流，也无需通过文字来学习如何生活，因而不使用文字实属正常。最后的结论是，乡土社会中的人们，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生活的需要，也只有乡土社会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如果将其中的“文字”置换为某种司法制度，似乎就能方便地了解苏力先生想表达的内容。 于是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者批评了以“西方法学理论”为第 1 页 共 16 页出发点研究中国司法现状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以西方社会的法治原则来评价中国的问题，得出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批判，而不能做到“同情地理解”中国基层司法所面对的真实问题。与之相对应，作者一如既往地提倡“本土资源”、“地方性知识”，理由并不是“中国特色”即有正当性，而是它们更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解决问题。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标准之下，作者分析认为，现有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法官非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