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部显性与隐性政绩考察问题研究在干部的政绩考察中，必须坚持“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并重，这一点，已经成为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乃至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因为对考察的相关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而仍然导致考察结果的失真失实，自然还是无法对干部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究竟如何考察干部的政绩。本文试图对传统的考察经验采取“扬弃”的方式，完全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对干部“显性”与“隐性”政绩考察的若干重要问题，如考察的整体思维方式、考察内容的界定、考察的方式方法、考察的标准以及考察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事情等等重新进行探讨，以求抛砖引玉，解决这一困扰干部工作的难题。1、“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考察问题的提出，本身倡导的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更新。以往的“政绩考察”实践证明，按照过去的政绩考察的内容、方式、手段在客观、准确、公正地衡量和评价干部的政绩上存在弊端。例如：考察当中的主观臆断，对干部政绩不是根据有形成果或有实材料、报表进行综合分析，而是仅仅通过初步接触的个人印象作结论，而且对干部的评价也是千人一面，优点都是有一定领导水平、事业心强、有魄力；缺点无非是工作方法有欠缺等。而且我们知道，党对领导干部的德才标准、素质要求是统一的，但领导干部所处的工作岗位、工作基础、工作环境、自身条件却是千差万别的。过去笼统的、粗线条的、简单程式化的“政绩考察”必然导致领导干部工作内容的丰富性、动态性与单一的、静态的手工考察考核手段之间的矛盾。“显性”政绩考察与“隐性”政绩考察问题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所谓“显性”政绩是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履行岗位职责，实现任期目标的实践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德才条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是能用数量和实体佐证的干部的工作实绩。所谓“隐性”政绩是指干部履职过程中所创下的一些不易被人知晓或暂时效果还不明显，但经时间检验能对将来起到一定作用，具有战略意义和长远价值的成绩。当然，这样的界定“显性”与“隐性”政绩也只是粗略、顾名思义的一般界定，因为一项成第1页共10页绩究竟是“显性”政绩，还是“隐性”政绩，本身并无绝对界限，它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会因观察者审视角度不同而异。很多场合下，同一干部政绩是“显性”与“隐性”兼而有之，即使是单一形态，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互相转化，这在后文中作了详尽叙述。正因为如此，“显性”与“隐性”政绩考察问题的提出，本身倡导的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更新，倘若仍然按过去干部考察时那种机械的、静止的、孤立的、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进行“显性”与“隐性”政绩的考察，则势必再次走上考察结果失真失实失公的老路。2、要走出“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界定的误区。在政绩考察中，一般都把“经济发展成果”作为“显性”政绩来考察，对于乡镇来说，主要是推行岗位责任制，盯死财政收入、上交税金两大目标，也就是说重点考察“生产率”高低，着重看单位时间的产值数量或单位面积产量或是人均收入绝对指标，至于这数量、产量收入是如何得来的，并不计较，实际上仅仅是考察一种最终成果、指标。年终换届时县委常常严格对照任期目标、年度目标及年初立下的“军令状”，以及承诺要办的大事履行情况，认真考察评比，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误区，也就是在考察经济发展成果方面忽视了“隐性”政绩的考察，在认可其总体收入的同时，没有考虑其投入成本，这里其实还有许多细目要考察，如：财政的投入、税收的增减、赠与资金、前任积累与债务、机会成本的取舍、边际效益状态下的决策等。而“隐性”政绩的考察，并不看重最终指标，而是重视考察获得最终指标的过程与相关因素以及干部实际工作将发生的变化和实在的效益。从“隐性”的政绩角度来考察，重点考察“经济效益”，这种考察工作的到位，将彻底封杀一些干部苦心编造的“数字政绩工程”。而对于那些在贫困灾区苦干实干，虽然“数字政绩”不佳，但打好基础，创造了发展条件的干部来说，却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与肯定。再例如，一个干部能够坚决、果断地处理好突发事件，迅速制止宗族械斗、平息边界纠纷，按传统考察一般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