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VIP专享VIP免费

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一般认为，商业受贿罪是指发生于经济交往中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重大区别，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我国一罪名的立法特点与受贿罪群构罪要件相互交叉的状况。从行贿的角度看行为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属商业受贿，而从受贿的视角出发则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属公职受贿，因此两者在公务员参与的场合是不易区分的。为此，本文的论述依照法定的罪名展开。关于这种犯罪在理论研究上的热点几乎集合于主客观构件的问题上，诸如客观构件上的“利用职务之便”、“职权或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犯罪对象的范围”、“事后受财的主观构成”等等。近几年来，司法解释集中注解的问题不无围绕着这些理论热点作出评注，而与之相反，商业受贿罪在量刑上的不足和完善却几乎无人问津。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本罪的量刑是合理的，或许认为即算有不合理之处也不足以花精力去研究。于是，商业受贿罪的量刑极少有人作为一个问题从反面深入地作探，司法解释也几乎无法关注这块被遗忘的领地。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研究和法律解释的憾事。事实，定罪和量刑是紧密着的一对范畴，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标准，同时也是刑罚的适用起点标准。量刑标准如何设定，事关犯罪规制的意图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量刑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商业受贿罪的刑罚乍一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司法实践中问题不少，如现行刑法设定的商业受贿罪的定罪处罚标准是一切唯数额是论，不具受贿数额或者其数额不足处罚底线，既不能定罪也不能处刑。可见，数额之外的因素对定罪与量刑没有意义可言。另外，在刑的设定上衔接式与交叉式结合的方式，使得时效制度无以适从，如此种种，不难看见这种罪刑设定是有其严重不足的。基于此，本文拟从商业受贿罪的量刑立法出发，即其缺陷作述，以期立法作出矫正。综观本罪的刑罚适用，立法设定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把不同犯罪适用同一刑罚标准，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现行刑法第３８６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３８３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可见，定罪与量刑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来最高司法解释机关逐渐发现了数额定罪量刑标准的不足，为体现立法意图，陆续规定了一些行为可以独立于数额之外给予犯罪规则。然而，解决了定罪问题但如何量刑却没有依据，因此，这些解释几乎形如虚设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基于行为而离开数额的犯罪获得刑法惩治的先例。这明显是一个立法不周问题，企图以司法解释来解决立法的不周，显然是困难的商业受贿罪的处罚要按照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来确定处罚，而这种处罚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其刑种、刑度和刑期以及一定数额标准适用一定的刑罚档次等全部处罚内容来对号入座的。这种把不同犯罪适用相同刑罚的做法，从立法的简约性原则以及瘦身刑法典的目的出发是有利的，但从罪刑相适应原则视角窥之，则相悖情况严重：两罪的主客观构件不同，标志着要有不同的罪刑设定。首先，即贪污罪和商业受贿罪的客体构件看，两者侵犯的客体有差异。有人认为，商业受贿罪是复杂客体，与贪污罪具有相同的侵财性，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前者具有的对财产的侵犯，只是在贿赂行为的对合关系下完成的钱权交易过程，在收受贿赂的情况下，行贿者并非受害人，受财者侵害的并非私人财产，而是行贿财物，是转化了的私财，因而，这种受贿并不构成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更谈不上对公共财产的侵犯。实际上，在这里受到侵犯的仅是国家利益，即国家对某项事务的正常管理秩序。而在索取贿赂的场合，虽然受财行为构成了对私人财产的侵犯，但仍然不是公共财产，与贪污罪客体的公共财产侵害性是侵财本质不同的。此外，两罪的罪质从严格意义上看也未尽相同。商业受贿罪的罪质，其本质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及国家廉政建设事业的侵害，直接危及的是国家政权与党的政权基础。而贪污罪的罪质主要是社会公共财产法益，是国家及社会的经济命脉，因而两者危害的基础是有差异的，商业受贿罪的罪质明显高于贪污罪的罪质。其次，两者的实施手段不同，商业受贿罪的客观表现为收受财物与索取财物，并且是利用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