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行为入罪路径与选择 高利贷虽为个人和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在确定程度上起填补作用，但不行否认其仍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国当前有关规制高利贷的法律性文件不在少数，从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可知，出借年息低于 24%的部分属法律爱惜范围，超出部分不予爱惜，对高于 36%的部分，借款人有权要求返还。明显，这一司法解释以“36%”代替了传统的 4 倍标准。这一修改是否科学暂且不管，但从其本身出发，对高于 36%的高利贷行为，可否入罪以刑法进行规制？入罪路径有哪些？在多种入罪路径中该如何选择？又该提出怎样的建议，以使得刑法对于高利贷行为有一个较为有效和公正的规制？这些都是我们应予以思索和回应的问题。 一、高利贷行为入罪之争议及路径分歧 根据《合同法》及众多的司法解释，高利贷应被界定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间及相互间进行资金融通，但商定利率超过法定上限的借贷行为。有关其是否应入罪及如何入罪的问题，学界观点不一。确定将此行为入罪的学者们认为：其一，企业老板在高利润驱使下，简洁从“受害者”转变为“行为人”，将资本从实体经济转变为房贷业务，造成金融市场动乱；其二，高利贷是一种不受法律爱惜的放贷行为，在借贷人无力偿还且放贷者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状况下，往往会接受违法行为以进行私力救济，引发有意损害、非法拘禁等其他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三，从社会进展看，随着高利贷行为不断普及，其已在客观上扮演了开展金融借贷业务的主体，与我国法律所必需的法定资格不相符合，违反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破坏了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秩序，甚至简洁造成国家监管失控，损害经济的健康进展。当前，在持确定观点的学者中又主要形成了两种规制路径方案。路径一：主见通过司法入罪，即在现有的罪名体系下，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对该罪名的兜底条款做扩大解释。以“涂汉江案”为例，资料显明，涂是否该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论证中控辩双方争论激烈，当时学者们认为该案尽管外表上符合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但以非法经营罪定罪更为合适。此外，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还就此案出具了意见函等，与学者们所持观点一致。至此，非法经营罪成为规制高利贷行为的主要罪名。路径二：主见否认司法机关的做法，通过立法增设高利放贷罪或非法放贷牟取暴利罪。此路径下的学者普遍担忧在立法和司法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