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指出，此次中央下决心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财政负担问题，近年来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上涨很快，而事业单位人员数量又很大，各级财政不堪重负。1990 年全国事业单位退休费总额仅为 59.5 亿元，目前已经远远超过千亿元，但是，假如不从绝对值而是从比例来看，与目前高达六万亿的税收相比，千亿退休费所占比例并不算高。1990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 3244.78 亿元，59.5 亿的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占了全国财政总收入 1.83%，而 1000 亿占六万亿的比例，却只有 1.66%，由于事业单位人数占了财政供养人数的 80%以上，因此，即使算上机关单位退休费用，比例也高不到那里去，在我看来，若仅以财政负担为改革的理由，并不充分。事业单位是一个颇具有中国特色的存在，2024 年 7 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经国务院批准，制定了《关于事业单位分类及相关改革的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根据现有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其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具有三大类不同职能，却又统一名之为事业单位，原因何在?经过了 30“”年的漫长改革，许多人追求希望的小政府大社会并未出现，在 体制内 这一不尽准确的称号下，行政部门、部分事业单位和垄断国有企业等依旧维持着传统的框架，保留了比之改革前也不遑多让的诸多权力，甚至，由于在分享改革所带来的利益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它们还掌握了比改革前更大得多的资源和利益。与这一进程相应的，则是这些部门就职人员的收入、福利、保障相比其他群体的显著高出。近年来的公务员报考热，以及对教育、医疗部门普遍的的社会负面观感，就从正反两面反映了这一显著差距。若以养老金为例，这一显著差距也依旧存在，虽然近年来国内连续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但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仍只有 1080 元，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的水平。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显著差距，并不来自于各自贡献的差距，而来自与制定政策和制度权力的距离的差距。换言之，利益的落差与和权力的距离恰成正比。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凭借权力的自利机制已经成型，并依据与权力的差距进行利益分配，一方面，在体制内外之间，有着一道利益的分界线，另一方面，即使在体制内，权力距离的远近，也依旧决定着利益的落差，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就是例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