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七千部西书入华及其影响16、17 世纪，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掀起中西文化沟通的第三次高潮，也掀起中西图书典籍沟通的一次高潮，揭开了第—次西学东渐的序幕
随着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开辟与进展，1613 年，时任中国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NicolausLongobardi)派遣比利时人金尼阁返回欧洲，向教皇奏陈在华教务的成功，同时请求增派教士来华，设立中国教区，并为图书馆募集图书，以备在中国建立现代图书馆之用
西书七千部就是 1614 年到 1618 年间金尼阁返回欧洲后专为中国教区募集的西方书籍
这批书籍先是随金尼阁一行到达澳门，之后进入中国内陆，在中国辗转流传，历经数次灾难，最终大多成为著名的新北堂藏书
1958 年，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接受北堂书后，未及清点
1987 年，北图迁入紫竹院新馆，使得这批宝贵的历史遗产得到最佳保护
西书七干部入华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
这批宝贵的西方书籍进入中国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被中外传教士和进步学者翻译成中文版本，使得书籍和知识更易于流传，更利于广阔学者了解和学习
例如，被金尼阁选中并带回中国的优秀传教士傅凡际就曾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寰宇诠》和《名理探》翻译成中文
有的成为学者们继续讨论的基础，促进了学术文化的进展，如邓玉函和王微合译的七干部西书的第一部译著《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就是以《建筑十书》、《数学札记》、《矿冶全书》和《各种精致的机械装置》吗本书为底本的
有的甚至冲击了中国本土的观念和科技，使中外文化和科技的沟通达一个新的高度，如继承元朝授时历而来的大统历即在明末受到西洋历法的严峻挑战，最终中国实行了运用西洋新法的时宪历
因此，耶稣会士拉马尔对于金尼阁筹集的图书高度评价道：“金氏带往北京教会之书藏要为文学上及科学上最有价值之”，“实为中国天主术运动之源泉”
沈弘先生评价七干部西书的作用和意义时也说：“这些书后来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