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重审与革命历史叙事的精神重构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革命历史的书写逐渐突破了十七年模式，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叙述转向更为多元复杂的革命叙述。通过对革命文化的现代性重审，开拓了革命叙事丰赡的表现时空。在价值立场上，革命历史叙事悄然发生了一场不动声色的精神位移。革命历史的复苏、再造，以及对革命资源的再利用，首先产生于新历史小说拆解革命的背景之上。革命旧史诗模式往往从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出发，演绎革命意识形态，落入机械的历史本质论、阶级决定论的窠臼。新历史小说通过对革命的反写、颠覆，以历史的偶然性、虚无性解构了十七年革命史诗。此种拆解，一方面为革命历史叙事添加了驳杂斑斓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也有着消解历史意义，蜕化革命记忆的危险。究其本质，十七年革命史诗的历史叙述与新历史的反向叙述，都未曾脱离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模式。在革命史诗的建构与瓦解之间翻转的，依旧是沿袭十七年模式的僵化机械成分。革命意识形态成为十七年革命“史诗”与新历史“反史诗”之间拉锯争夺的话语权力。但也正由于经历了新历史的消解，90 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才得以抽离革命语义系统，跳出旧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固化架构，以丰富的人性、人情等多元价值坐标取代了单向的线性革命进程，对个体与集体、民主与强权、暴力与正义等话题进行了深化的反思，站在现代性的高度重审革命。与新历史的虚无主义怀疑论不同，90 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力图在还原历史、社会、人生多元复杂面貌的同时，重构红色革命的史诗形态，重新追寻意义在场的新的叙述时空。一90 年代以前的革命历史叙事主题，仿佛是《白鹿原》中的鏊子，在十七年革命叙事奠定的旧史诗理念与新历史小说拆解颠覆之间不停地颠倒反复。十七年革命叙事“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①用革命的二元对立取代复杂的人情、血缘、家族关系，用革命与反革命的忠奸对立神话取代凡俗人性的日常性、多层次性。极致的革命浪漫夸张手法本身就埋藏了“旧史诗”模式瓦解的诱因。十七年革命史诗的成功之作无不是民间传奇色彩战胜了政治话语，草莽英雄更胜于正统的革命者形象。以至于被命名为“新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