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萧乾的北京市民记忆与乡村想象北京是一个能唤起乡土感的城市，老舍和萧乾以老北京的身份，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北京市民文学世界。“穷人”的幽默与“乡下人”的忧郁老舍出生在北京满族穷人家庭，是个伴随着清王朝覆灭长大的末世满人，这种“穷人”和“末世满人”的遭际与经历，深化老舍的心灵深处，生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被“双重遗弃”的感受。这种感受作为老舍文化心理中特别的气质、心态与人格，伴随了老舍一生，也使老舍小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特征。老舍审视北京城市民文化的美学心态，与萧乾等京派作家“批判”的心态不同，老舍是以“温柔”心态，由一个个“为填饱肚子”的人入手，描写他们的穷困的原生态，从穷人追求最基本的求生欲望的艰巨性出发，展示其悲剧命运。老舍自己对“穷”的痛苦体验是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北京市民情感是相通的，所以他是以悲悯和同情的胸怀对待人世间生活的穷乏的人们，老舍看出他们品行上敷衍妥协等种种缺陷，看出他们灰色生活中可怜可笑的“缝子”，并从中提炼出种种“招笑”的元素，形成老舍小说独特的幽默心态。老舍的幽默是“穷人”的幽默，但它并非指描写穷人才有的幽默。从心理学上看，它是指市民源于对贫穷的恐惧心理而产生的自我解嘲、自我发泄，是小市民的苦中作乐。这种对贫穷的恐惧心理普遍存在于北京市民阶层中，包括老舍本人。老舍说：“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关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爱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超，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超，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一些，我觉得这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并不把自己除外。”[1]这种源于穷而形成的幽默态度，决定了老舍小说感情投入、素材选取、人物塑造、思维视野、语言运用等等方面的独特性。老舍是以穷人的眼光去观察市民的生存状态，用温厚的态度描写市民社会的世态人情。他用含泪的笑面对人生的矛盾，以喜剧的方式书写市民的悲剧，他善于从最普通的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从最普通的市民的人生悲喜剧中，挖掘深奥的悲剧意义。“穷人”的幽默，来自现实生活中可笑的矛盾冲突。北京的市民社会本身，蕴含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幽默因素。老舍以他特有的艺术敏感，捕捉到北京市民生活中带有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从中发现幽默素材，构思出耐人寻味的幽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