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糕1973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天津市河北区东四经路居安里 9 号。我 12 岁。东屋曲艺团说评书的郑爷爷劝解张爷爷：“你这‘工头儿’是资本家的帮凶，就算是飞上天也变不成工人阶级，别闹了，下来过节吧！”张爷爷：“九九重阳，大凶之日，我这是登高避邪；丑儿他奶奶，下午我去厂里挨批斗促生产，晚上给我蒸重阳糕。”货车司机何大拿抱肩倚在大门边看喧闹：“家里居然还有红糖蒸重阳糕，您老口福不浅哪！”说到重阳糕，我赶紧跑到邻院金教授家，他们老两口恰巧走出门来。金教授穿一身蓝色布工作服，两手乌黑，提着铝饭盒，他是下放到工厂烧锅炉的“右派”，平日里我跟他学绘画。金奶奶穿一身浅灰色毛料衣裤，皮鞋晶亮，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我对金奶奶道：“前几天您说的东西，今儿下午我也许能送来。”金奶奶点点头。金教授感叹：“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笑道：“郑爷爷说茱萸浙江产的最好，天津没有新奇的，过节要用得去中药房买。”我又跑回自家院里，张爷爷一家还在吵个不停。我对何大拿道：“‘漆包线’今日晚上我给您送来？“何大拿年轻英俊，坏模坏样笑道：“你要的东西我那现成，随来随换。”这时郑爷爷看见院门外走过的金教授夫妇：“哟，贝子爷、福晋，您这是出门赏菊呀，有年似节，好兴致啊！”金教授：“昨晚来电报，我兄弟在“五七干校”殁了，太太去北站买火车票，我去上班，顺便请三天假。”郑爷爷满面歉然，抱拳拱手：“怪不得昨晚听见邮电局的摩托车来，给您道苦恼。”然后他拉了我一把，“稍待片刻，咱爷儿俩一道走。”张爷爷家的戏没翻出新华样来，邻居们看着没趣便散了，只剩下张爷爷和儿媳一个房上一个房下僵在那里。郑爷爷提只马口铁水桶跟我一起往胡同外走，他衣袋里的晶体管小收音机正播放石仑的文章《论尊儒反法》，播音员的声音严厉得能杀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我问郑爷爷：“您这是要去哪？”郑爷爷调整收音机改播“样板戏”：“这玩意儿比不了电匣子，费电池；我去胜坊镇赶趟集，重阳节登高赏菊饮酒吃河蟹，咱没有赏菊花的风雅，但白洋淀的河蟹不能错过。”我知道他是去那里给赶集的农民说相声挣钱，干这种违法的事，他已经被警察抓了好几回。我担心道：“郑奶奶知道您又去闯祸吗？”郑爷爷笑道：“她是山东人，把重阳节当财神爷的生日，正在家忙活烙焦饼哪，不明白天津卫老爷们儿的雄心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