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讨论的联系 我说“我所认识到的”，是因为我谈到的面比较窄，对整个问题缺乏讨论，多半只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可能挂一漏万。所以，就谈“我所认识到的”吧。20 世纪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的联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49 年以前；二、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三、80 年代以后。一1920 年，李大钊写了一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唯物史观的史学着作了。随后国民革命军北伐。这次革命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但在整个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的灵魂。随后出版的周佛海着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都可以说是在唯物史观引导下的产物。可悲的是这两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后来都堕落为汪精卫伪组织的汉奸官。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前后出现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在中国史学进展中产生影响的一个高潮。在这次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中国社会史的认识是五花八门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可以想像到的。唯物史观刚刚进入中国，参加论战的人又大多是对中国历史讨论缺少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意见、认识，自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独到之处的。各有独到之见，凑到一块便是五花八门。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其后，陶希圣创办中国社会史专刊《食货》半月刊，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余绪。陶希圣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喧闹过了。但是假如不经过一番史料的搜求，特别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这话是合乎辩证法的。《食货》的出版，从时代形势上看，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中国社会史进展形式，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