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武侠小说创写 1954 年，生于广西而任职于香港的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但与声势浩大的读者群不相适应的是，此类小说多为评论界所轻视。如:“武侠小说写的既是‘江湖’，它和严肃的纯文学创作便南辕北辙了。之所以南辕北辙，在于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生活场景……全经不住现实生活的检验，都在‘江湖’的哈哈镜中变了味、变了形。”［1］200 但也有持不同意见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始，随着严家炎、孔庆东、陈墨、罗立群等专家学者的一系列讨论文章的陆续发表，新派武侠小说始得到重视，其讨论的深度与广度被大大开拓了。如严家炎、陈墨、孔庆东等对金庸作品中所反映的儒、道、释各家精神的剖析便多有新见。但也许是出于对左翼文学的抵触情绪，各家始终不愿多谈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左派”痕迹，这固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看到，梁羽生年轻时便已频繁地接触左翼思想:“在左倾方面影响我的，首先是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后来方是金应熙和岭大一班‘进步同学’。”［2］92至香港工作后，他曾长期任职于左派的《大公报》，他曾提到:“五十年代，大陆文艺的主流是写实主义，我在‘左报’工作，自是不能不受影响。”在创作谈中，他明确指出自己的《七剑下天山》“受到了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牛虻》的影响”［2］10－11。他的作品在大陆与台湾均长期遭禁，但原因不一。在大陆是因为武侠小说这种形式本身已属“禁区”，在台湾则是“国民党政府把梁羽生和大陆作家等同处理”［2］44。种种迹象从正面或侧面均说明了左翼思想对梁羽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影响并非简单的复制。那么，在左翼文学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传承关系?一般认为，在狭义层面上的左翼文学是“20 世纪 20、30年代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反映，也是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广义层面上的左翼文学则是将后来的延安文学、新中国的“十七年文学”等都包括进去。无论何种界定，均强调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等观点，对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却关注得不够。为更突出地展现左翼文学的特点及其与梁羽生创作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纳的是以上狭义的释义。 一、以人民性为本位的侠义观 武侠小说必定要表现一定的侠义观。在不同的时代里，侠义的内涵是不同的。封建时代行侠仗义的最终目标是辅佐明君、清官治理好国家，维护统治秩序;而梁羽生则强调侠的行为必须符合“对大多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