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公共精神——读《曹刿论战》 《曹刿论战》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学的一篇文言文，当时是抱着一种接受的心态去读的没有领会到其深层含义。站在讲台上后，忽然有一天，讲到了“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句话的时候，灵光一闪，曹刿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公共知识分子吗？ 不管史书上怎么评价曹刿，单凭论战这件事，他身上的公共精神就值得推崇。所谓公共精神，指的就是能够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的精神。中国不乏这类公共知识分子北宋理学家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其实就是一种公共精神，尽管带有比较浓重的政治色彩。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是一种朴素的公共精神。当曹刿提出来请求觐见国王时，有人劝他说：“这是当官的人应该谋划的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当官的人见识短浅，不能够谋划长远的事情”。很显然，曹刿作为一介平民，心中牵怀社稷，这就是公共精神，而劝他的同乡，只不过是犬儒主义的奉行者罢了。 熊培云写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国家逐步退出，社会逐步推进的过程。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犬儒主义的明哲保身者，不仅会带来社会的逐步退出，还会导致执政者肆意而为。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当我们教育学生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地遵守那些细小的纪律与规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教会他们缺乏锐气；当我们逐步认同学生应该成为一名平凡的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充当了犬儒主义的理论先锋？当我们要求学生追求自己平凡的幸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教会了他们人情世故？ 其实，我是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我觉得，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权利就是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幸福的权利。在班上，我不止一次地谈到了这种“幸福本位”的理念，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剥夺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权利。追求幸福与犬儒主义，两者是不是有先天的理念相同之处呢？在读《重新发现社会》的时候我也隐隐觉察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困惑，一方面，作者呼唤具有担当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作者又无比坚定地肯定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可是当个人幸福与公共精神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又该作何选择呢？ 有个初中的小孩天真而又睿智地问道：“曹刿是一个普通百姓，他怎么就可以随便觐见国王呢？”这就涉及到个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小孩子的一句话其实隐含着很多东西。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