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叙录（节选）我没有“童年阅读”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偶尔也涉猎过《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小说，但往往“不忍卒读”便放下了。那些描写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愉悦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 我的小学至少换过四个学校才勉强地读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学缴不起学费，有的则是因战事逼近而逃跑迁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过的，每一个学年开始，我总为筹措学费发愁。好不容易缴了学费入学，每日的吃饭又成了问题。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当混日子都是我们童年时期的真实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剥夺了。我没有任何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为这类阅读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也不完备，动荡的岁月使我很早便离开学校。军旅多变动的生活使我很难安闲地读书。因此，一些现在看来是经典性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军队复员进了大学以后按照文学系正规的要求阅读的。这时候读那些作品，已经是专业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单纯的欣赏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使我自然地远离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自然会有的那种“阅读的享受”，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的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 但童年的我的确喜爱书籍和喜爱读书。当同样年龄的孩子热衷于玩捉迷藏一类游戏的时候，我已经饶有兴味地读起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那时没钱买书，但还是千辛万苦地拥有了一些。有一、两个童年好友同样嗜书，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各人把自己的“藏书”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图书馆那样给书分类、编号——但借书人仅限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以“合资”形式筹办的“内部图书馆”。这些近于游戏性质的活动，对于我们良好习惯和高雅情趣的养成，默默地起着作用。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