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谏》教学参考文化背景1．谏官制度中国古代，皇帝的独断专行可以说完全是制度化的，皇帝批阅百官奏章疏报，直接决定国事，然后交付有司执行办理。其信息来自呈奏章的官员，但决策仅仅由皇帝本人进行唐宋时期，实行三省制，由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门下省掌出纳帝命，拥有对中书省的草诏的审核权；尚书省负责具体贯彻政令。但皇帝独断的决策方式从未废弃。明太祖朱元璋时，甚至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自己亲自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进行决策。两千年间，皇帝直接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疏报，是朝廷决策的基本方式之一。百官的奏章疏报和朝议，是大臣发表政见的机会。为了保证信息的畅通，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谏官。唐初，政治比较开明，贞观以后，谏官尤为皇帝所倚重。唐代的谏官各有分工，散骑常侍掌管规谏讽喻皇帝和朝廷重臣之过失，谏议大夫负责谏论分析朝政的得失，补阙、拾遗之官负责朝仪供奉等事务的讽谏。如果遇到重大的军政事务，就在朝日御前会议上提出若只是一般政事，则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上奏。唐制规定，在宰相入宫内与皇帝研讨政事之时，谏官亦可以同入参加讨论；而当谏官与皇帝研讨政事时，则可以无须先通知宰相，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谏诤系统行使监督职能之路的畅通。唐时出现清明盛世，与谏官职权的提高有一定关系。以后，谏官制度又有所变化，不过，大臣对皇帝的规劝权实际上有所缩小。谏官制度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有益补充，言路通畅对于国家政事的顺利流转有着重要的作用，古今的有识之士都从各个方面论证过纳谏之益，历史也证明了纳谏可以减少君王一人专权可能产生的弊政，而拒谏饰非则可能带来国家覆亡的危险。吴兢曾上疏玄宗极言“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一方面说“自古上圣之君，恐不闻己过，故尧设谏鼓，禹拜昌言”，另一方面说“不肖之主，自谓圣智，拒谏害忠，桀杀关龙逢而灭于汤，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此其验也”。为了增强说服力，吴兢还就近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己，即除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池郡守。董纯谏无幸江都，就狱赐死。自是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剿绝，为天下笑”；另一个是唐太宗，“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