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停止扩招,福兮祸兮 和已经开始“慢下来”的 GDP 增速、高铁计划等一样，今年高考，普通高校本科扩招将开始大幅度放慢脚步。 4 月底，教育部发布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称为《意见》）被媒体聚焦，放大，其关于“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的表述，迅速在公共领域，以及高中生和家长心中引发震动。 一些声音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回归理性”。但另一种担心也存在—与“官二代”、“富二代”的世袭运动一道，停止“扩招”会导致阶层流动的大门被进一步关闭。 1999 年，教育部的一份文件《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称为《计划》）按下了高校扩招的按钮，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13 年的时间里，这一政策加剧了中国的改变。 13 年后，《意见》力图终结《计划》的某些逻辑。在它的背后，是中国在 2012 年的转身—消除社会风险的焦虑，比经济增长的焦虑更为迫切。停止扩招，似乎契合了这一点。但《意见》又将影响到无数人的命运，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作为一个公共政策，和当初扩招时一样，它的出台，是否已慎重评估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 悖论 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突破权力、金钱、人脉等方面的阶层封锁，给平民子弟提供上升空间。穷人无法和富人、权贵子弟“拼爹”，但如果“文凭”、“知识”都拼不过，几无改变命运的可能，当不了“凤凰男”，只能做“屌丝”。 扩招理论上具有让更多人成为“凤凰男”的伟大抱负。1999 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32 万人，招生总数达 159.68 万人，增长达到 47.4%。到 2001 年，两个参加高考者，就有一个可以上大学。2011 年，全国高校共招生 675 万，平均录取率达到 72.3%，快相当于报名的 4 个人中，就有 3 个可以上大学了。 13 年来，那么多人可以上大学，似乎会压缩庞大的底层，壮大中产阶层，改变阶层结构，而贫富差距也将随之缩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阶层结构变化不大，从流动性来说更加固化，贫富更为悬殊。 这些社会后果，从“谁干的？”角度上说，当然和教育没有多少关系。但教育对于“改变命运”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多少。其改善阶层结构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某种程度上是失效的。 一方面，扩招的利益驱动使一个人上大学（甚至高中）成为一种投资，成本昂贵。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城镇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改变他的命运，并以他命运的改变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强了劳苦程度，降低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