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邻避”到“迎臂”需要公共精神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不仅指在国家危难之时每个公民要担当救国的责任，更表现为和平年代公民身上的公共精神。所谓公共精神，即公民具有超越个人狭隘眼界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态度，简单来说就是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它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稳定之基。 “邻避”之说由来已久，专指社会必需的公共设施遭到选址社区排斥甚至引发群体抗议的现象，其危害不言而喻：缺乏社会必需的公共设施小则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大则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更是让整个社会“颤了又颤”。幸而近来广州市政府将“邻避”变成了老百姓欢迎的“迎臂”让老百姓和政府都看到了希望，其中公民公共精神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邻避”到“迎臂”需要公共精神。“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共产党，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无不把“国民精神”作为发展的根本。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当今时代，“新民”虽不需要革新，然而为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运转，依然需要公民常“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自觉关怀与维护公共利益，以这种公共精神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发展中去。 从“邻避”到“迎臂”需要公共精神，提高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前提。公民担心邻避设施危害到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健康，无可厚非，毕竟这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政府想要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首先就要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消除公民心头的担忧，而不是“一闹就停”，让公民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广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曾引发邻避运动，但政府并没有一味做激进的正面宣传，或者干脆直接放弃发电厂的建设，而是转变传统的管理方式，让公民参与到选址的决策中来，以相对开放的现代社会治理姿态，进行官民协同治理，最终实现了从“邻避”到“迎臂”的转变。 从“邻避”到“迎臂”需要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公共参与热情是基础。“公共”二字正是公共精神的精髓，它体现在公民尊重政府行政、积极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中，体现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合理监督政府的行为中，甚至体现在公民与他人平等相处的日常公共生活中。公民的公共热情提高了，日常生活中对公共事务关注度上升了，发生邻避运动之时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了，从“邻避”到“迎臂”的转变才能成为可能。 从“邻避”到“迎臂”需要公共精神，维护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