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公共行政人员价值冲突思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扮演一系列角色，如公民、雇员、父母子女、团体成员等，这些角色相连的义务和责任都不免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对于政府中的行政人员，同样处于一个多价值选择和交融的泥潭中。从人类政治发展过程来看，许多政治家和行政学者都试图探索种种途径解决行政人员的价值选择问题，如行政管理中的“行政人”概念、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以及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人”假设。随着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由科学型管理模式向服务型管理模式过渡，已经由传统官僚制的工具理性向新公共服务的“公共性价值反思”［1］理念过渡，正确引导与树立政府中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取向，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公共行政人员的多价值冲突公共行政人员存在多价值冲突，是由于其自身的多责任冲突造成的。美国行政学家库珀在其《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提到，行政人员存在着主客观的冲突，其主要是责任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2］首先是权力冲突，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力来源造成，如来自不同上级、组织决定、公民自身道德或组织已有的章程等等。这些权力的要求造成的压力，往往是多层面多取向的，使得行政人员在选择如何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陷入困境。其次是角色冲突，即行政人员个人多角色担当造成的冲突。在执行公共事务过程中，公共行政人员很难辨析各种角色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如公民身份、公务员身份、上下级身份、领导者身份、管理者身份、服务者身份等等，在短时间内很难进行恰当的角色转换，多角色的目标实现导致了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困境。最后是利益冲突，即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时的冲突。行政人员由于多角色冲突的存在，必然有个人利益为上的理性经济人特色，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具有垄断地位的稀缺资源分配的特权，这就导致了其在从事行政活动中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第1页共9页远利益的问题，使公共行政人员陷入了利益模糊的困境中。综上可以看出，不管是什么类型与表现的冲突现象，都说明公共行政人员自身存在着不确定的多价值取向。这种取向的模糊性是一种造成行政人员作出决定和判断的潜意识障碍，这种障碍使得他们不明确到底应该向谁负责。事情的结果到底应该有利于谁。自我价值的实现应该满足何种要求的完成。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价值导向的不明确性都归结为一个原因，即公共行政人员内心道德的不确定性。从公共行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可以探寻到造成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的原因。首先，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特别是韦伯的官僚制体系中，行政组织崇尚的是以提高效率为终极目标，注重通过物质和技术的激励来提高生产率，严重忽视了公共行政主体的多元目标，忽视了人的作用，这种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原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用公共行政体系的机械化、技术化完全取代行政人员的行为自主性，形成了公共组织严重的官僚主义。在这种组织中，行政人员被界定为一种“行政人”概念，即被行政组织高度异化的完全被动服从组织任务、目标置换单一、呆板和僵化的行政组织中的人。在这种体制下，行政人员完全不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几乎成为了行政组织进行公共事务的利用工具。基于这种情况，公共行政人员几乎没有潜在的公共行政道德观念，只是机械的完成行政事务并努力挣脱行政体系在其身上的枷锁，不断试图通过已获得的行政权力索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目标，这也是对官僚体制的重大冲击，毕竟公共行政人员本身就具备多元的价值要求，他们只能尽最大努力争取目标的一个个实现，就在这实现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官僚腐败的产生。其次，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出现了公共行政人员人性定位的纷争。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即“自利的理性人”假设，不仅作为一个广泛认同的理论思潮，而且被许多学者应用于公共领域，典型的就是以布凯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他们认为，“与市场中的自愿交易一样，政治也是一个交易过程，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满意的私人物品，政治交易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