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改革本土性研究自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问世以来，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律现代化与本土化的争议就似乎从未停息。苏力主张法学研究中应当重视本土资源；主张法律现代化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共同规律，西方发达经济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因此西方现有法律完全可以为我所用[1]。上述两种观点均包含着对法律的理性认知，却存在各自认知角度的差异。我国在金融立法领域较为注重对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借鉴，但法的移植性与本土性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或适用与否。借鉴和引进制度的假设是人性基础趋同，但我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金融政策选择要求我们要认真思量和妥善解决中西方的差异问题。一、金融监管改革之重要路径依赖“：嵌入”型思维伴随着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的金融法律创制和制度建构在吸收西方对金融市场规律认知的先进经验与实证操作基础上，坚持走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效率。当然，在培育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历不少重大问题与挑战。如，用外汇储备为技术上濒临破产边缘的国有银行注资；金融立法分配中缺乏集团博弈和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确认等。这些问题不仅具有本土研究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则构成了各国应对危机的共同问题与关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理清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后危机时代我国的金融法学研究应秉持一个怎样的立场。即如何处理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的高度关联和问题普遍性与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特殊国情之间的关系。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起步较晚、市场创新活力不足、缺乏较为明晰的利益确认与保护等本土性特征，这并不意味着对反映金融市场普适规律的西方现有法律的排斥；相反，我们应当在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规律认知和制度指引下，来解决中国金融的发展问题，保护金融市场主体正当的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在我国的金融法学研究中，一直比较盛行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包括巴塞尔协议、世界银行组织）有关金融监管制度第1页共5页的借鉴和引进，以完善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制。但法的移植性与本土性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或适用与否。借鉴和引进制度的假设是人性基础趋同，但我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金融政策选择要求我们要认真思量和妥善解决中西方的差异问题。就比较研究而言，笔者认为，其要义在于通过对比凸显本土性问题，从而提升研究中的“中国经济法理想图案”的意识。在比较的主导思维中，“嵌入”型思维能够为我们寻求金融监管制度变革提供一种有效思路。二“、嵌入”型思维之实质“嵌入”（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是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X8226;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来的。“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源。只有当物质财富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在每一种情况下，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2]在波兰尼这里，嵌入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经济伦理中所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结构中不存在专门满足于经济功能的制度，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宗教制度等也附带担负着经济功能。他认为，一种脱嵌的（disembeded）、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市场经济远不如新老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经济活动自发演进的产物，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笔者认为，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并非将市场孤立或站在市场的对立面，市场的绩效其实取决于在会的绩效，任何市场都不可能游离于特定的社会之外，社会型塑着市场的行为与结果。因此，市场体制应嵌入到一个社会关系和谐、社会结构公平的社会之中。我们在关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问题时，还应关注经济社会的历史演变以及全球化背景的影响。同时，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后危机时代，制度化创新应摒弃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社会关系裂变，应实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