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阎建宁（淮海工学院法学院222005）【摘要】本文认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车夫，数量十分庞大。与产业工人一样，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从理论上讲，人力车夫们应该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积极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种罢工运动。而实际上，他们很少参加罢工，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关键词】人力车夫；上海；工人运动人力车夫问题在民国时期就颇受人关注。五四前后，报纸、杂志经常对人力车夫的劳动状况、生活条件进行报道，如善根的《人力车问题》（见《每周评论》1919年2月第8号），朱天的《人力车问题》（见《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0月11日至17日）等等。1936年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编印了《上海人力车夫互助委员会会务报告》，将该会对人力车夫的工作、救济及整顿情况作了梳理；言心哲曾对南京人力车夫进行抽样调查，并将成果整理为《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于1935年出版；在领导上海工人罢工的斗争中，中共也曾对人力车夫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中，用部分篇幅记述了人力车业概况、车夫生活及其斗争的情况。民国时期有关人力车夫的材料和文章，对于今天研究这一数量可观的特殊职业阶层，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有关注，池子华在《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用一定的篇幅分析了人力车夫的来源、生活、工作状况，并讨论了人力车的“存与废”的问题。一些文章也考察、分析了人力车夫与近代城市化、人力车夫与社会救济等问题，如马陵合的《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载《学术月刊》，2003年11月）；王印焕的《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孟邻的《新文学早期的人力车夫形象》（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6期）等等。这些论著对于我们了解并认识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基本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车夫，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态度如何，表现怎样，提出了哪些政治主张。至今无人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对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的研究，揭示他们的政治理念、态度和追求，进而分析造成其有别于产业工人的政治追求的原因。一、上海等地人力车夫的主要来源1870年前后，日本人制造了第一辆人力车，不久以后即传入中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这种交通工具很快就盛行于上海。尽管其数量随季节变化而有很大的波动，人力车夫的规模逐渐庞大起来，1920年约有3.5万人[1]72[1]72；1934年约有8万人[2]100[2]100；1938年约有10万人[3]673[3]673。绝大多数的人力车夫是从乡村来的破产农民，很少有城市居民。言心哲在对南京1350人力车夫的调查中发现，种田者占56％，小贩占7.44％，手工业者占5.57％，苦力与佣工各占5.26％，兵警占4.74％，除此而外是公役、经商、机械匠等[4][4]。籍贯方面，生长于南京者仅60人，只占总数的4.44％，即便在这60名人力车夫中，地地道道的南京居民也并不多，只有27人[5]8[5]8，其余33人虽在南京长大，但大多是幼时随家迁居南京或只身流落于此。在对人力车夫是否种过田地进行统计时，发现这1350名人力车夫中，曾经种过田的有1128人，占总数的83.55％[5]15[5]15。再根据杭州市的调查，在人力车夫中，农村失业者占57.97％[6]36[6]36。上海的情况同样如此，据上海工部局人力车委员会调查，49个人力车夫中，“农夫30人，纱厂工人6人，商人3人，苦力4人，更夫3人，渔夫、船夫、木匠、学校教师各一人（原文如此——作者注）”[7]24[7]24。其实的苦力、纱厂工人、更夫、渔夫、船夫、木匠等，他们的前身也都是农民。农民从直接间接而流为人力车夫的，有人估计至少在70％以上[6]36[6]36。上海的人力车夫几乎全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尤其是苏北农民，据史料记载，1913年，上海大约有一万名人力车夫，估计80－90％是苏北人[8]85[8]85。1934年，人力车夫的人数飙升到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