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给定资料【资料1】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自从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出台以来，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成为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是以宪法和行政法为核心的公法序列的重要法规之一，是实现政治文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总趋势。20XX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从20XX年中纪委四次全会首次提出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之后，到《国家预防腐败局20XX年工作要点》亮剑，再到20XX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明确官员申报精神，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亮相，短短数月，官员申报制度迅速从星星之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美国彭博社和法新社称，中国政府发布了空前严厉的反腐举措，将监督的对象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层领导干部，表明了中国政府与腐败做斗争的决心。【资料2】我国最早的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属1995年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礼品登记”制度。在过去的15年里，中央层面又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1997年颁布，后经2006、20XX年两次较大修订），“廉政准则”制度（1997年第1页共9页开始试行，20XX年正式颁布，从最初的30个“不准”发展到目前的52个“不准”）。近几年来，地方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呈现出“井喷”式的活跃态势。但从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实效来看，还亟待改进。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科学化水平还不高。一个完整的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包括前后相承的四个环节：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申报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对需要披露的信息作出具体规定。这个环节在我国受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从制度的实效来看，问责是最重要的，没有问责，前面的环节都做了无用功。在这四个环节中，披露、公开或公示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从15年来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实际情况来看，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具体的表现是以内部申报或报告为主。《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没有打破目前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不公开”的局面。虽然其删除了“组织应予保密”的旧条款，使官员的财产不再是国家机密，不能再用隐私权作借口抵制申报，但并未提及公示事宜，仅规定副处级领导干部需向上级申报，要求“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意味着，申报材料仅仅锁在纪委的抽屉中，惟有上级才能看到，公众无从知晓——如此处理官员财产信息，其程度显然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要知道，作为全球公认的“阳光法案”、反腐利器，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准确名称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精妙之处在于通过“财产公示”把公共权力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该制度的核心是公开，保障制度发挥效能的手段是公众的监督。没有公示的申报，不是真正的申报。失去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性，财产申报制度就失去了设置的本来目的，反腐效果会大打折扣。【资料3】在推进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全国许多地方党政机构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的干部财产公示制，广东、山西、XX省、成都等地区官员子女配第2页共9页偶从业、投资上报登记制，青岛的“裸官”买房、炒股报告制，深圳的“裸官”一律不能担任党政正职制以及北京对公选干部候选人的晒房制等。这些实践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通过制定严格的制度和规范，加强与公权力行使有重要关系的领导干部收入、子女、配偶、资产等重要信息的披露，通过各种形式将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