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备课资料关于毛泽东对长征意义的表述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完全是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二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李德李德（1900~1974），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在华期间曾用李德和华夫的名子。他早年曾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后被捕，越狱逃到苏联。曾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1932年，共产国际派他到中国，后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初期，他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蒙受严重损失。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批判。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他去莫斯科。二战期间，他在苏军中央服务。1949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列主义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著有《中国纪事》。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经过3天讨论，会议指定张闻天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提纲和意见为基础，起草并经过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下称决议）。会后在组织上作了重大的调整，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一）《决议》深刻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述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它的主要错误是：“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方针；“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采取“阵地战、堡垒战”的单纯防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和敌人拼消耗；否认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实行所谓“分兵把守”“全线防御”的军事平均主义；在战略转移时，惊慌失措，消极避战，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几乎陷入绝境。这种单纯防御的路线其“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创造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这就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始成为党中央领导革命战争的指导思想。《决议》严肃批评了博古，特别是李德破坏集体领导、实行个人包办的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他们“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以致在反“围剿”过程中，许多正确建议被拒绝，不少可以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时机丧失了。（二）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的重大调整，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