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明清两代继承了我国封建统治者重视编纂史书的传统。从这些王朝刚建立开始，即考虑到为本王朝留存系统的历史记载。为此，从组织上、史料上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翰林院编撰、修撰、庶吉士之类的“清贵之官”，就是代皇帝起草文件，参加修史工作的。除翰林院外，明、清两朝都设有国史馆。凡文武大臣身死而又还保持宠遇的，大体上，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为保证编纂史书的需要，明、清王朝对其本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都很注意保管整理，并制订有各种严密的规章制度。如中央级的各部、院、寺、监衙门和各省总督、巡抚等文武官吏给皇帝的题奏，各衙门之间的来往文书，在处理完毕后，都要妥慎保管起来。有些档案更显然是为了准备修史才形成的。例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按年代顺序辑录各个皇帝在其一生活动中所批发的谕旨、批示等。《玉牒》则是有关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袭封、生死的登记册，体现着当时的宗法制度和皇室皇族依其亲疏所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起居注》则更是专为记载皇帝“嘉言懿行”的史册；而各种“史书”，就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发抄的题本而编纂成的。不但中央如此，各级地方文武衙门的档案也不许随便烧毁，每隔若干年，一般是三十年左右，还要利用来编写省志、府志和州县志。自古以来，为适应封建宗法社会的习惯和需要，许多家族都编纂有自己的族谱和家谱。稍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死后，又大都立有墓铭、行状、传略之类的东西，明清时期尤其盛行。这便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档案编纂网。为各级部门修志编书准备了相当多的历史档案。史学因利用此一原始的丰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质量，档案工作又因史学研究的需要获得了提高，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起到了互相依存又相互推进的作用。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许多明清时期的图书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其实就是当时或其后公布的档案文件汇编。这种源于档案的图书文献，在明清史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明大诰》三篇，原来是根据明太祖第1页共8页朱元璋口头指示的记录刊布成书的。《皇明诏全》和《皇清谕旨》等类书籍则是两朝历届皇帝诏谕文件的汇编；《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及其多种续编）等则主要是汇集了明清的大臣们的奏章公牍；明清许多文武大臣都有自己的文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乃是这些大臣们在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清朝有两部重要的史料书，即乾隆时期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和光绪时期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其所以能成书，主要因为蒋氏和王氏都曾先后在清朝的国史馆任过纂修官。可以论断，如果蒋王二氏不是因职务的方便，得以饱读保管在宫廷之内的皇家档案，这两部《东华录》是无从录起的。以上是明清时期本朝的人为本朝、本地、本族、本人利用有关档案写的史书。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后一朝代的统治集团几乎都搜集和利用过前朝的档案，为前朝修史。这可以清修《明史》和民国初年修《清史稿》为例。清王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翌年，即宣布建立明史馆，陆续委任了一大批史官，下诏集中明代各官署的档案以供明史馆参考。从1679—1735年（雍正十三年），《明史》才定稿，1739年（乾隆四年）刊行。先后持续工作了近六十年之久。在旧的封建正史，即所谓二十四或二十五史中，《明史》算是较好的一种，资料比较丰富，史事的考订比较严谨，也有其特点。例如，鉴于明中叶以后宦官横行，作恶多端，专写了《阉党传》；鉴子明代朱家宗藩问题已经形成当时社会上的大灾难，为诸王、公主等写的传记中不乏对他们贪婪昏庸的披露；有些皇帝的本纪和大臣的列传，也写得比较生动具体，这显然都是参考了明人留存下来的详细记载。据清朝官方的记录，顺治和康熙年间，都曾专门下谕，着将明朝中央各部门的档案集中到明史馆。稽考《明史》本书，利用档案的痕迹也是极其明显的，不少地方甚至把当时皇帝的诏令谕旨全文公布或录引其详细摘要，许多大臣的奏疏往往也成为本人传记中的主要史料，试读《李三才传》，《杨继盛传》等篇，即可了然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