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民主社会中普通公民通过合法途径，运用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手段，施影响于决策与管理机构以及监督政府公务的政治行为。公民政治参与的状况除了受社会环境和参与对象的影响外，也与其社会地位、自身政治素质和政治文化有关，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团体，其政治参与状况也各不相同。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十分特殊的阶层。据保守估计，农民工有6000－8000万人，他们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非工非农，非城非乡。显然，农民工是我国政治稳定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我们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阶层。同时，农民工自身的特殊性也使现有的关于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和工人（市民）政治参与研究的结论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实际状态有着显着的差距。因此，考察农民工阶层的政治参与状况，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着显着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流动中自身的政治素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的特点是什幺？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能否在流动中得到实现？为了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2001年春夏之际，我们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对农民工作了随机性的问卷调查，一共获取有效问卷753份。一、“体制性边缘人”：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考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因为我们预设，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与其生存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1.人口特征1）性别：男性420人，占55.8%，女性333人，占44.2%。2）年龄：绝大多数是年青人，一八－35岁的年青人占了总数的69.7%。（详见表1）3）文化程度：绝大多数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有51人，占6.8%；小学有117人，占一五.5%；初中有377人，占50.1%；高中或中专的有169人，占22.4%；大专以上有34人，占4.5%。（有5人未回答）2.就业分布、流动年限和收入1）就业部门分布：由于在调查前，我们预设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与其就业的部门有关联，因此，在调查时我们不仅调查了街头的流动人口，还特意选择了一个国有棉纺厂调查其雇用的农民轮换工。调查结果是，在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占22.2%；在个体、私营或“三资”工作的占26%；自己做生意的占一八.2%；打零工的占25.2%；其它占6%。（详见表2）2）流动年限调查对象中多数外出时间不满2年的占32.3%；2－3年的有30%；4－5年的有一五.8%；6－8年的有8.76%；还有12%的人外出年限在8年以上。（9人未回答）3）收入水平调查对象的收入水平主要在200－600元之间，占了总数的53.1%。也有一部分农民工收入较高，8%的调查对象月平均收入在1001元以上。（详见表3）3.社会生活1）与城乡社会联系农民工的户口在，但是他们工作、生活都在城市。空间的距离、利益关联的紧密性下降和自身的变化，使得农民工与家乡的关注总的趋势是日益下降或减少。对家乡的事情持“很关心”态度的人，只有211人，占28%：“比较关心”的有225人，占29.9%：“关心一点”的有239人，占29.9%人；当然完全不关心的人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只占8.6%。（还有1.8%的人未回答）。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也在改变着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他们对家乡的社会认同程度在下降。比如，在问到“您现在对家乡的风俗人情、观念、行为等还看得惯吗？”时，只有1/3多一点的人认为“基本都看得惯”；有47.6%的人回答“有些看得惯，有些看不惯”；有10%的人则回答“基本都看不惯”。（详见表4）与农民工对家乡的关注和社会认同下降相反，他们对城市的喜爱程度较高。调查表明，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并不密切，与融入城市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有17.7%的人与市民有较密切的来往；45.9%的人与市民有交往，但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25.2%的人很少与市民交往；有8.1%的人与市民没有交往。这表明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到城市原生社会体制中去，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隔阂依然较深。这既可能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城市和市民的原因。但是，这并不妨碍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喜爱和认同。有27.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很喜欢”城市的生活，有36.1%的人认为“有点喜欢”城市的生活；而表示“不喜欢”的只有6.2%。（详见表5）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