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之人治与法治——关于实施《安全生产法》人文环境的思考 VIP免费

人治与法治——关于实施《安全生产法》人文环境的思考“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对于劣势，我们要承认它，认清它，正视它，以卓有成效的、灵活机动的办法来克服它，化解它；对于优势，要看到它，巩固它，结合它，以科学的、协调的务实方法来发挥它，利用它，正如诗人顾诚所说：“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不同的人性，弄清我们所面临的人文环境的首要条件就是首先了解在思想领域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以及在其浸润下的人性状况。只有了解人性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有的放矢地做好《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工作。传统儒家思想使中国人的生活体现出人治的主色人性的善恶问题，自古就争论不休，孟子主张性善，强调以教化扬善；荀子主张性恶，强调以教化抑恶。在漫长的旧中国，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它以价值判断代替了存在的判断，一厢情愿地认为人性本善，既然人性本善，也就无须再受制约，从而也就不必推行法制，只要有明君贤相，便可保天下太平。儒家思想在给人性披上理想化外衣的同时，却对封建皇权极力推崇，甚至主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从而使人治的理念经久不衰，并延续至今。人治是一种与“法治”相对的治国主张，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之本，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行为，而不是法律。人治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方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性恶论者，他们才不相信人人都能公正、开明，要求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希望通过法制的威慑抑制人性的原恶，顺利步入法治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张法治，但那只是统治阶级的法治，是绝对的刑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且法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不占统治地位。时至今日，人治依然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这就是权大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对实施《安全生产法》是极为不利的。但客观地说，人治对社会进步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落后的、不发达的时期，人治往往可以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更有效地服务于人类自身。人治中有德治的因素，德治应该得到鼓励，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我们的行为不仅要符合法律标准，还应符合道德准则。矿区活跃着一批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坚定的党性原则的好干部，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职工谋利益，象煤一样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提供了有利的道德条件。人性中存在着制约法律实施的两种病态人格决定一个民族进步的最主要因素是该民族的人格因素。人格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目前的人文环境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病态人格：官场人格和市场人格，这两种病态人格对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都十分不利。官场人格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遗毒的影响下形成，有这种人格的人喜欢追逐权力，言行不一、迷信、保守、自欺欺人，“成者为王败者寇”，“为善者讳，为长者讳”，“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性格上具有忍从性，所谓“坚强，死之结也；柔弱，生之结也”。在对权力无限敬畏的同时，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与人之间却难以配合，“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受官场人格的影响，人们往往只关心对自己有管理权限的各种行政指令，对权力的推崇要远胜于对法律的敬畏，矿区职工往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心理：你能管着我，我就听你的；你管不着我，我就不买你的帐！针对这种人格特点，我们在实施《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要重视发挥主要领导的带头作用。市场人格是制约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的又一主要病态人格。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备的条件下，由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以金钱至上、金钱取代一切的市场人格的入侵所造成的。市场人格的特点是信奉金钱至上，真实效应至上；信奉享乐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心中有把“小算盘”。受市场人格的影响，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干部职工一心想着多发奖金；个人则信奉金钱至上，有的小窑主甚至为了花天酒地而一掷千金也不愿多买一台设备，信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