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张之口”——中国古代的狡辩源头●“苏张之口”中国古代的狡辩源头先秦时代，专靠游说的纵横家张仪曾和苏秦一起投师于通晓捭阖之术的鬼谷子。学成之后，张仪便到各国游说。在一次陪楚相喝酒时，楚相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众人疑心张仪说他贫穷，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因而便不咨询青红皂白，捆起张仪，打了他几百鞭子。事后，张仪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狈相，不禁叹息道：“你假如不去游说，哪能招来这场侮辱?”但张仪却对妻子说：“吾舌尚在否?”他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在呢!”张仪这才如释重负：“此足矣!”注重舌头确实是注重论辩，其时论辩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狡辩就产生于古代的论辩中。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列国纷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封建制的出现，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由于新的消费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已无法挽回，以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bull;小雅bull;北山》)的场面，已名存实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bull;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实，被《诗经》形象地比喻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bull;小雅bull;十月之交》)。为了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治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纷纷“思以其道易天下”。如此，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种论辩者都在通过本人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也即通过谈说论辩的方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因而，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成风，雄辩家层出不穷。他们或者“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或者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现着本人的辩诘雄风。因而，辩论的艺术在这种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便有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从史书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来看，当时一场论辩的胜负，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决策的成败。因而，“朝聘会同，行人奉使，权宜专对，断章赋诗，战胜唇舌之间，增辉坛坫之上小那么系乎国家，大那么动关天下”[⑥]。我国成语宝库中就有许多成语是这种论辩典故的结晶，如“物归原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不一而足。但在这讲究论辩艺术的年代，有一些论辩家为了播己之声，扬己之道，释己之理，不惜采纳各种游说手段，正理歪理一齐上，只要能说服就行。例如，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苏秦那么游说其他列国合纵抗秦。“苏张之口”成为后人对能言善辩者的描述词。汉代陈亮曾说过：“乃至战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唇鼓舌，劫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张仪)秦(苏秦)。”(《陈亮集bull;史传序bull;辩士传序》)《商君书bull;算地》那么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意即谈说论辩的人的本钱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实是非相淆”，这也迫使思想家们开场围绕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质、内容、互相关系等咨询题，展开了辩论，并构成了专以辩论“名实”咨询题而著称的一个学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但在他们的关于“名实”咨询题的论辩中，为了显示他们的论辩技巧，他们经常进展一些奇特的论辩，如上述邓析的“两可之说”。惠施更是在对事物“名实”关系进展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个命题，这确实是“历物十意”：“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些辩题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地地道道的狡辩，而惠施却“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启发，引导)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庄子bull;天下》)。同时，惠施还与当时的“辩者”就二十一个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