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关于公罪和私罪的立法及其利弊宋代关于公罪和私罪的立法及其利弊本文关键词：利弊，宋代，立法宋代关于公罪和私罪的立法及其利弊本文简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公私观念,《古文尚书·周官》记载:“以公灭私,民其允怀。“[1]《荀子》亦言:“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2]可以说公私观念、公私之辩自古就引起了中国哲人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公私问题是中国历史过程全局性的问题宋代关于公罪和私罪的立法及其利弊本文内容：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公私观念,《古文尚书·周官》记载:“以公灭私,民其允怀。“[1]《荀子》亦言:“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2]可以说公私观念、公私之辩自古就引起了中国哲人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公私问题是中国历史过程全局性的问题之一,它关系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整合,关系着国家、君主、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3]可见公私观念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程度。公私观念反映到法律层面,出现了“公罪““私罪“。目前学术界对公罪、私罪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1,但具体到宋代却较为薄弱。这里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宋代公罪、私罪的概念、影响、利弊及宋人的“公私罪观“4个方面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其在宋代的具体情状,还能为全面了解宋代法制史提供一个新视角。一、何谓“公罪““私罪“公罪、私罪之分较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时“公罪“被称为“公坐““公负“。“太山之贼,种不能讨,是力不足以禁之,法当公坐,故云公负也。“[4]西晋时将公罪、私罪作为量刑原则确定下来,晋朝法律规定:“犯罪为公为私““随事轻重取法“[5]。隋唐时期,公罪、私罪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法律制度。至宋代,《宋刑统》因袭《唐律疏议》对公罪、私罪的概念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公罪谓:“缘公事至罪,而无私曲者“[6]26,又被称为“公事失错“[6]82,指官吏在履行公务时,因过失而导致的犯罪,并不含为自己谋利益的因素。如误解诏旨、怠忽职守等。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6]26说明官吏犯私罪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官吏因私事而故意犯罪,犯罪动机是为自己谋利益;其二是虽因公事,却“意涉阿曲“,也就是假公济私,被当作私罪来处理。如非法谋利、滥用职权等。需要指出的是,公罪、私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有一定职权的官吏。当代学者对公罪、私罪的概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定义,戴炎辉在《唐律通论》一书中指出:“刑事犯与行政犯,在官人即分为私罪与公罪。“[7]对官吏来讲,公罪相当于行政犯,私罪相当于刑事犯。从犯罪性质出发,把古代的公罪、私罪与当今法律中的行政法、刑事犯相比较,并将其主体限定为官吏,颇有见解,为我们理解公罪、私罪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柏桦、葛荃则指出:“公罪是指官吏在执行公务中发生错失和违法行为,其主观上是由于过失而没有追求个人私利的违法动机;私罪是指官吏在执行公务中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发生违法行为,或与职能无关而有违官吏道德的行为。“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较好地给公罪、私罪作出了定义。整体来讲,我们较为认同柏桦、葛荃的论断。二、纷繁复杂的“公罪““私罪“立法宋政府把“事为之防,曲为之制“[8]382作为立国基础,而官吏作为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是皇家权力的延伸。如何保证官吏积极有效地把国家政策落到实处,是宋朝统治者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为防止官吏违法乱纪,宋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惩治法令。由于公罪是因过失而导致的犯罪,属于无意识犯罪;私罪是故意为之,是知罪犯罪,故在处罚规定上有所区别。在同等程度下,公罪的惩罚力度要低于私罪。此原则在官当、磨勘、赎刑、自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一)公罪、私罪与官当官当制度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是为了维护官僚贵族特权而存在的。官当制度是当事人用自己的官职折抵、交换刑罚的制度,其实质是以罚代刑,用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9]。公罪、私罪性质不同,抵罪亦不同。《宋刑统·名例律》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一官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6]26即五品以上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