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VIP免费

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00836）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现代企业职业企业家的激励约束角度探讨企业家控制权的理论内涵、作用机理和市场配置，并进一步引伸对我国国有企业现实问题的解释意义。本文认为，如同报酬一样，把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就是把企业控制权授予与否、授予后控制权的制约程度作为对企业家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的相应回报；企业家控制权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动态调整企业家控制权的决策机制；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共存，这是产生“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问题的根源；自增强理论可以从深层次说明20年的改革仍不能使得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原因。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得古典意义的企业家的职能发生了分解，产生了职业企业家阶层。而职业企业家和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和利益不一致，以及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的产生。建立职业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保证现代企业组织享有企业家职能分工产生的高效率的同时,避免职业企业家和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损失的必然要求。从企业家激励约束问题的本意看，企业家的报酬无疑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但实质上企业家的控制权对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更具有根本的决定意义，因为企业家获得经营控制权是企业家激励约束问题产生的前提，企业家的货币报酬和非货币报酬可以认为是对企业家运用经营控制权成果的回报。然而，经济学较少把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一种激励因素进行研究（钱颖一，1996）。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对经济学这种欠缺有所弥补：（1）在界定企业家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控制权对企业家行为发挥激励约束作用的机理；（2）分析归纳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机制的特征，进一步解释我国国有企业中“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现实问题的深层原因；（3）引入自增强理论分析和解释为什么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十分缓慢，为什么有效的经理市场难以形成。显然，如果本文在这些方面的分析研究是正确的那么本文不仅对丰富企业激励理论有一定的作用，而且还将对我国国有企业领导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职业化等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作为企业家激励约束因素的控制权虽然权力被管理学家认为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力量(McClelland,1976)，但在标准的经济理论中，权力(power)配置和转移是不重要或不相干的（哈特，1998，第4—5页）。一般意义的控制权是指当一个信号被显示时决定选择什么行动的权威(authority)（张维迎，1995，第44页）。如果按照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的契约性控制权可以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是指那种能在事前通过契约加以明确确定的控制权权力，即在契约中明确规定的契约方在什么情况下具体如何使用的权力，剩余控制权则是指那种事前没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利(Hart&Moore,1990)。在古典企业或者说所有者经营(owner-manager)企业，本文得到我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还应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研究员、黄速建研究员对我的博士论文《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一个综合分析模式及其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应用》的评阅和建议，使我能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提炼修改而形成本文。至于文中的观点和可能出现的错误、疏漏之处，其责任理应由作者自负。拥有剩余控制权的所有者同时拥有特定经营控制权（此时，这种区分并不重要）。但在现代企业中，尤其是公开招股公司中，特定控制权则通过契约授权(delegatepower)给了职业企业家，这种特定控制权就是高层经理人员的经营控制权，包括日常的生产、销售、雇佣等权力。而剩余控制权则由所有者的代表董事会拥有，如任命和解雇总经理、重大投资、合并和拍卖等战略性的决策权（钱颖一，1989，第24页）。如果基于法玛(Fama)和詹森(Jensen)(1983)对企业决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