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审美救赎之途莫付欢摘要：沈从文的小说具有一种审美救赎的文化品格。沈从文通过对湘西“边城世界”的精心营构创造一个诗意的审美意象，给予现代人以一种“幻象性”的审美满足，他以“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进行坚强的审美抵抗，以“供奉人性”的精神旨向对现实的世俗社会进行审美救赎。关键词：沈从文；审美救赎；乌托邦；文化立场；供奉人性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其小说无论是对湘西“边城世界”那优美自然景观、淳朴乡土风情的深情描绘，还是对都市社会中人性异化、道德丧失的严厉批判，都彰显了文学审美救赎的文化品格。一、乡土乌托邦：审美救赎的意象营构在中外文学史上，“乌托邦”式书写模式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路径，“乌托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意象或审美意识形态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学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探险,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扬弃与超越,是对无限与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1]无论是在意境设置上，还是精神意蕴构建上，沈从文小说中所营构的“湘西世界”则是对中国古代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承接与超越。在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清新的乡土气息，在这里人们几乎处在一种诗意化的生存环境下，如同海德格尔所说“栖居于诗意的大地”。《边城》是沈从文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描绘了地处湘、川、黔交界的边城茶峒神秘优美自然景观，“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溪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主人翁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爱情故事也是美丽的让人心醉。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是那样的恬适、纯情、优美，“走车路”的恋爱竞争方式呈现出对手足之情与男女爱情的双重尊重；翠翠的母亲同茶峒屯防军人“不能聚首白头，便相约死去”，表现出爱情的忠贞不渝与神圣，即便妓女也是“重义轻义，又能守信自约”，在“相熟之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相约分手后各自不许胡闹”，以后便“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边城》这样的诗化叙事总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其对人生困扰的深切思量……沈从文的小说在给人一种怀古的幽情……对湘西的向往与肯定实际是这种生命意识的一种流露，以这种生命主题超越自己充满矛盾的乡土记忆与体验。”[2]正如刘洪涛所言，《边城》中寄喻的是一种“牧歌情节”，它“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3]。《三三》中碾坊主人的女儿三三尽管是一个从未读过书一字不识的村姑，但她有一种诗人般的浪漫情怀，她生活在“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环境下，因为黄昏太美，而停在枫树下“还要母亲也陪她坐一会，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其母亲同样具有一种诗一般的美丽情怀。她亲自为三三缝制新围裙，“裙上还扣了朵小花，式样秀美，充满了一种天真的妩媚”。三三家的水潭边，常有人来钓鱼，三三母女热情相待，还以土产相赠。客人们钓的鱼也分一些给三三家，这些鱼母女俩并不吃，而是用盐瞏了晒干“等待有客时，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在湘西这个“边城世界”中，人文景观优美和谐人与人之间淳厚古朴，俨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世外桃源。“边城”意象无疑表达了现代人对诗意生存之境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梦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学“审美幻象”，这种“审美幻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作为个体与环境、个人与群体相互沟通的情感性话语实践形式而存在的……一种审美交流的媒介。”[4]湘西“边城世界”是沈从文营构乡土乌托邦的艺术符号或表征，它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象给予人的是一种“幻象性”的审美满足。作者通过构筑一个诗意的乡土乌托邦，创造一个幻象性的审美场域，它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无法提供的关于生存意义的思考；同时又把人们带回到“本真”的领域，唤起人们去追寻被现代文明遮蔽、消解的人类真正的人格品质，重新确证自我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