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历史与未来一在人类追求正义的无尽历程中，民事诉讼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一个国家的实定法体系中，民事诉讼法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近年来，为了打破“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使民事诉讼法摆脱“助法”、“从法”的附庸身份，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代表性成果，是引进了民事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民事诉讼程序自身具有但却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作为实体法实现工具以外的功效，随着这种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学地位的提升应是事物发展的正常逻辑。但价值论的一个缺陷是过于抽象，过于集中于观念层面的辨析。为了回答文首提出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来自实定法本身的经验论据，而这种论据主要靠比较法，尤其是基于历史的比较法研究获得。意大利学者卡佩莱蒂的两篇论文-“民事诉讼程序保障比较研究”和“民事诉讼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为我们提供了此类研究的典范。虽然这两篇文章均发表于约三十年前，但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不会因“年代久远”而受到太多的影响。论题本身“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特征，作者过人的眼界和深厚的比较法功力，加上国际研讨会提供的丰富资料，使得这两篇文章超越历史的界限，成为可能给我们以长久启示的经典文献。看到“经典”的价值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在“经典”匮乏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一篇观点鲜明、论证周详的著作出现后，接下来通常是不假思索的附和和不加限定的征引。在这样的氛围下，对经典文献多一份谨慎，多一点吹毛求疵，同样是有益无害的。因此，在以下的评述中，笔者一方面介绍卡氏的观点，分析其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可能具有的启示;另一方面，也自不量力地提出其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便与学界同仁共同思考。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篇比较研究的论文可被恰当地称为“改革的民事诉讼法学”。无论是对基本权程序保障的历史追溯，还是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在作者眼里，改革是民事诉讼程序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在欧洲，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伟大的程序改革”运动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当代，作者断言，“民事和商事司法机制，如果不再进行激进地、革命性地现代化和变革的话，那么将不免破灭。”(P129)既然是改革，总该有一个起因，如果一种制度不是让人们普遍地感到无法容忍，改革通常是难以启动的。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制度变革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进行的;在法律领域，类似的口号同样是法学家批判旧有制度，倡导激进变革的常用武器。部分地由于这类话语的迷惑，部分地因为我们对西方民诉法史实在知之甚少，在国内的学者中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欧洲的现代民事诉讼程序是对“黑暗”、“专横”的“纠问式”诉讼的反动，而后者是改革前民事诉讼制度的一般特征。不管这种观念有多少正确的成分，它起码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卡氏告诉我们，改革前夜通行于欧洲大陆的罗马教会诉讼程序并不乏“民主”的成分-“当事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事人的律师，可以毫无限制地主导着诉讼地进行”(P113);也不是完全的“非理性”-严格、细致的法定证据制度正代表了当时的“理性”。但这样的诉讼程序却确实发展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原因是什么呢?这种原因只能在诉讼程序之外去找。“一旦诉讼法学家明白了，任何法律技术本身皆不是目的，没有任何法律技术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那么，对民事诉讼的意识形态基础、哲学背景以及社会政治影响进行研讨就是必不可少的”(P138)。在法律适用的层面，罗马教会诉讼程序或许是平等的，但是，这一制度本身却是以封建等级制为依托的-最典型的表现是所谓的法定证据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高贵者的证言优于普通人的证言，僧侣的证言优于俗人的证言，富人的证言优于穷人的证言”(P138)。随着产业革命的相继完成，欧洲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大大膨胀之后，要求打破原来的社会等级制度，分享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力，而为了论证这种权力要求的合法性，谋求民众更大范围的支持，他们首先要建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恰恰为这种意识形态提供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