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农”问题的本质温铁军教授于1995年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在1996年发表的《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是产业的问题、农村是聚落的问题、农民是“人”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成因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在“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其实质就是人口问题。二、人口与“三农”问题的关系人口与“三农”问题本来是两个问题，但是在我国，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站在人口学的研究视角，马克思曾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以此来审视我国的“三农”问题，我们会发现，农民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并存现象。学者于学军指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或时期，是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有效地供养现存的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而过剩的人口又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指制度本身要求发展生产力，需要减少过剩的人口，以便达到人口和经济的协调。“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解决起来规模大；再加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和复杂。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一）综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在哪里？把社会学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解决的措施有破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身份的不平等、彻底进行县乡机构改革及国家财政政策对农村的倾斜等。樊纲教授综合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以及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显然，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则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金斯(DwightH.Perkins)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把2.15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亚洲的经济巨人。（二）几点思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农村人口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严格执行“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方针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1．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说到底，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口总量的减少。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市。如此下去，农村人口将继续增加，将会减慢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速度，也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是绝不能放松的。但中国的人口减少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中国的“三农”问题在此之前只能是暂时缓解，而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就人口总量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学者李建新就坚决反对单纯的“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的观点，坚决反对所谓200年后的人口目标，即200年后中国人口降至学术视点NORTHERNECONOMY713～5亿。其反对的理由：一是对于我国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及对生育率准确性的质疑；二是一般学者往往用“分母效应”分析人口数量问题。“分母效应”隐含着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其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往往被夸大了。李建新为此主张不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并强调以放宽和放开二胎来达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最佳结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