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硬度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XX县区）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先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学贯中西，通晓多种语言，国学深厚，国史精熟，被尊为史学权威。曾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解放前夕，国民党派专机接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于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一级教授。陈寅恪，他应该是50、60年代对抗政治侵蚀表现得最顽强，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学者。这“成功”当然有赖于他学贯中西、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渊博学识（这种渊博让狂热的人对他多少有些敬畏），也有赖于时任广州省省委书记的陶铸和中大副校长陈序经的鼎力保护，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赖于他那绝不妥协的桀骜不屈的精神以及至始至终“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治学原则。关于陈寅恪知识的渊博，有一则真实的笑话可以窥见一斑。当时，同是史学权威的郭沫若向国人号召：“""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因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全国高等院校兴起了“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他的理论依据是——如果陈寅恪掌握了八十本书的资料，那么一百个人每人掌握一本书的资料，合起来，就可以超过陈寅恪了。一道简单的小学算术，解决了一道很大的政治难题。今天看来，是何等的荒唐可笑，可在当时却也刮起一阵旋风。政治的狂热会导致怎样的愚昧与无知。。作家程乃珊在其散文《生命之树长绿》中说。“形体的衰老无损生命的尊严”。陈寅恪验证了此言。陈寅恪，年老多病，膑足盲翁，生活无法自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体征日渐式微的老人，竟向北京当局提出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两个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毛泽东）和刘公（刘少奇）给一个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以此作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在那个“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和毛泽东第1页共7页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的时代，陈寅恪竟然公然提出不学马列，在当时的中国，不会有第二人。陈寅恪提出此要求，并非逞一时之气，也并非标新立异，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对于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自由是学术的生命。勿自由，宁愿死。当助教黄萱问陈寅恪，如果北京当局答应他的条件又怎么办时，陈寅恪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可见，这是一个视学术自由高于生命的铮铮学者。让造反派心有畏惧、甚至敬畏的也就是这种桀骜的学人风骨。很多人，在文革中被迫背叛他人也背叛自己；也有很多人，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绝于世。名声显赫的民盟主席张伯钧，在“批右”时不也赶快“认错”了吗。因为张伯钧认错得及时和彻底，因而在被打入右派后，还保留着相当的待遇——专车、厨师等，这让同是民盟大将同样被打为右派的罗隆基后来“大彻大悟”，羡慕不已。马列主义权威、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在自绝前，口袋里揣着两张纸条，一张表明自己“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纸条则三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万万万岁”。据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晚年的陈寅恪，风烛残年，负鼓盲瓮，卧床不起，但他没有被怪异的社会“标准格式化”，更没有被异化，至死不屈。什么是知识份子的硬度。陈寅恪就是最好的诠释——桀骜不屈，遗世独立。读陈一书，不得不提一位女性，她就是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挚友——中文系教授冼玉清。这位在世俗眼里甚是奇怪的女性，终身不曾婚嫁，立志“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子女”‘“意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某幸福。”然而，这一位甘愿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奇女子，却在“肃反”运动中被中山大学早早的“整编”出去，并被勒令搬出校园。空有报国之志，国家却向她关起大门。1965年，终年七十岁的冼玉清终因留下未竟的事业，抱恨而终，遗憾千年。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倒也不必特别一书，毕竟，在那个年代，冼玉清的遭遇比比皆是。值得一书的是，晚年在香港治病第2页共7页的冼玉清，把父亲留给她的在香港和澳门的资产、股票等私人财产，除了极小的一部分留给家族亲戚外，绝大部分捐赠给祖国。可是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