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源回族史略》序李华英本书作者拜学英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回族作家。“一见如故”这个成语，说的是萍水相逢的人，初次见面就跟老朋友一样亲切、契合。而我与学英先生还没有见面就有了“如故”的感觉。要了解其中缘由，就得从头说起：一我与学英，都是同治年间被左宗棠强行安置在甘肃化平（今宁夏泾源）的回民起义军余部的后裔。所不同的是其祖上从未离开过这块贫瘠的土地，而先父早在其弱冠之年便辗转来到中原大地，并定居于斯。我虽出生在河南，但对自己祖辈生活的那片土地情有独钟。1984年3月，我借在同心县阿语学校任客座教授之机，实现了回乡寻亲的夙愿。不仅有机会为列祖列宗诵经游坟，而且有幸探望了未曾谋过面的亲人。事隔23年，堂妹李海仙于2007年仲秋与我取得了联系，并告诉这些年家乡的可喜变化。这与自己那次回乡时耳闻目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兴奋之余，我遂以《家乡亲人终于走出了命运的低谷》为题濡笔成文。在这篇短文结束时，笔者有感而发地写道：“遭受清朝统治阶级血腥镇压的回族穆斯林，无论是流亡国外的东干人，还是因不能‘复归故里’而被强行安置在陇东一带的陕籍回民，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尽管东干人的先祖流落中亚地区时，已经所剩不多（大约只有1万人），但是他们经过艰难的繁衍、生息，早已成功地立于中亚地区的民族之林！这当然与他们气壮山河的‘跨国长征’，以及他们无与伦比的拼搏精神有关系。而流徙国内的回回义军余部及其后裔，在生存权没有保证的情况下，成功地开发了大片不毛之地。仅此一点，他们就无愧于国家和民族。但长期以来，他们几乎变成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弱势群体。借此机会，本人呼吁有关方面及学术界的志士仁人应把研究这一弱势群体的历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写出公正而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以告慰一个多世纪前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争取民族解放而壮烈牺牲的先烈，也为那些因受祖上株连而备受苦难的人讨个公道。”这个想法早在我回乡寻亲之后已经萌生。但是在读了白寿彝教授有关“中国回教史的研究须具备的几个条件”（见《中国回教小史》）之后，深感实现这一想法并不容易。另外，即使说基本具备这些条件者，在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机制形成之前，也很难编纂出这样一部理想的学术论著。然而，在我听了海仙堂妹向我传递的佳音之后，不禁感到，当今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对编纂出理想的泾源回族史十分有利。兴奋之余，我便公开呼吁此事，但并未想到马上会得到回应。殊不知海仙的媒介作用使我和正在编纂《泾源回族史略》的学英先生很快互为知音。在拜读了其馈赠的《拜家村今昔》和《域外走笔》两书后，自己不禁为学英深厚的回族历史文化底蕴和流畅的笔触而感动。学英在其《拜家村今昔》自序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村人每一前行之脚印，皆充满艰辛与不易，村人之历史与更多回族同胞一样，乃一部艰难发展史。岁月之风雨可以冲刷一切，唯记忆犹存。村人之先辈，饱受战乱迁徙之苦，识文断字者极少，本该珍贵之记忆、精彩之故事重大之事件、叱诧风云之人物、前行中值得记述之事皆随老一代相继过世而被淹没在历史烟云之中，无系统详细记述。正如学英写的那样，泾源回族史的撰写何尝不是如此？我深切地感到，学英是抱着对小村父老的深情而撰写《拜家村今昔》的；同样，他更是抱着对先民的敬重和缅怀及对县境历史的高度责任心而撰写《泾源回族史略》的。二读了学英《泾源回族史略》一书的目录后，我不禁被它那琳琅满目的内容所感动。与此同时，自然联想到了1939年由回族乡绅张逢泰先生编纂的《民国化平县志》。这是一部研究泾源历史沿革、地理地貌、民族宗教、风土人情的史书。但笔者对《县志》的立场、观点却无法苟同。《县志》记说：“计全县人民3070余户，学龄儿童2258名，其中已就学者282名，未就学者1207名，读回经者769名。连同去年调查加入登记簿者29名已于去年学事年报内叙明在案。唯化平回族居多，重经而轻书，兼之知识固蔽，如使该父兄遣送该未就学之子弟一律就学，既非卑所劝导督促不为功，又非县公署实行强迫难凑效。盖强迫须由卑所不时呈请县署相机办理，认真实行，庶可收速效而振将来。”（民国11（1922）年11月上报的《化平县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