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经济学与诗“哲学真的应该象作诗那样来写”。——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980,p.24e）经济学应该是诗不久前，在与一位学界友人的“电子邮件”中，我曾说：“经济学，应该是诗。经济学家，应该能用诗的语言，写诗的经济学。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达到写诗一般经济学的境界。”这是我从2000年9月初来剑桥后才莫名其妙地产生的一个梦想。由于这个梦想，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经济学随笔和论文的写作风格。读者稍加留意，也许就会体知，在这本文集所收的文论中，在六篇“剑桥书简”之前，我的文韵较“欧化”。长句很多，定语从句套定语从句，佶屈聱牙。但六篇“剑桥书简”，尤其是从“剑桥书简之三：均衡与秩序”之后，我力求使自己的著述思想清朗，文句简捷。自然有自然的美。思想有思想的美。语言有语言的美。清晨林中之鸟语，雨后空谷之瀑声，何等之美！经济学的话语（discourse），难道不应该也是如此？经济学是思想。思想是语言。语言是艺术。思想可深可浅。思想或深或浅，必定从语言中表露出来。但思想的深浅，并不取决于语句的长短。著者著书，读者读书，是一种思想交流。这种交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种知识交易（transaction）。既然著者与读者之间有一种思想的交流，有一种知识的交易，那著者就有责任，有义务，也不得不，给读者以美，以善，以真。真善美，原在天地间，也在思想中。真善美，三者原为一。信者，拜之；思者，仰之；著者，述之。思想着的著者，可用自己的笔、电脑的键、文著的语，将这三位一体，传予读者的思。天地是美的，人世是美的，思想也是美的，语言更应该是美的。经济学是思想，是语言（包括数学语言），自然也应该是美的。美中就有诗。诗中蕴涵美。经济学，应该是美，也应该是诗。2001年2月11日晨于英国剑桥学术研究中的“比慢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是笔者所喜欢的数位华裔思想家之一。林教授文著中的许多学术洞见，对经济研究的理论思维来说，常常带有博兰尼（MichealPolanyi）所说的那种“支援意识”（subsidiaryawareness）。林毓生教授早年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并为曾任教于该委员会的哈耶克和哈佛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怀哲（BenjaminI.Schwartz）教授的关门弟子。可能是因为门出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一“培养知识贵族”的学术机构和哈佛大学这样的精英学府的两位严师，使他有一甚为严谨慎密的治学风格。特别令人折服的是，他多年来一再倡导和自励，做学问要“比慢”。而这种做学问的“比慢”之精神，在目前中国学界大家“竞相比快”因而显得有些浮躁的时尚风气中，显得特别珍贵。做学术研究，尤其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一项极其艰苦而有时又是极其困难的思维功夫。这往往要求研究者们能真正坐下来，寻寻觅觅地探索、冷冷静静地凝思和反反复复地推敲。这也自然决定了经济理论的思维时常快不得，也快不起来。如果坐不下来，随感而作，即兴而发（像笔者这样），或东拼西凑、南抄北袭地著书立说，往往就难能像老康德那样真正推进人类自身对自然或社会现象的理解，并增加人类的知识存量。当然，经济学研究者著书立说之快本身是无可非议。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中的天才大教授阿罗（K.Arrow）可谓是快手，也是高手。那位被凯恩斯（J.M.Keynes）所誉称的“欧洲最杰出的糊涂（woolly-minded）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又岂不是下笔万言，著述卷帙浩繁？目前如日中天、大名鼎鼎的斯蒂格利茨（J.Stiglitz）教授从出道以来发了多少文，出了多少书，谁又能数算得清？就连今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又岂不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快手与“世手”（高于“国手”）？这些经济学殿堂中的巨擘们，均是天份极高的人。他们的著书立说之快，又与他们的学术洞见之深，是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者们著书立说之快本身是无可指责的。然而，目前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中竞相“比快”，以致于快得“不得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界你我大家竞相比快的时风之中，反省一下林毓生教授所倡导并以此自励的作学问的“比慢功”，对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