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文化意义与“中体西用”说的提出陈寒鸣19世纪60-----90年代，奕沂、曾国藩、左宗裳李鸿章、张之洞等出于御外侮、平内患的双重目的，发动了以引入西方科技，“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他们发起洋务运动的初衷在于援西洋之长以扶清廷统治大厦之将倾，但“结果和它的愿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觉地把机捩拧拨了一下，当机捩一旦转动，就逐渐地向着毁灭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下来”（1）。以这些清廷重臣为始作俑者引入中华大地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按照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艰难而又缓熳、却亦是不可阻挡地成长、壮大，并终于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王权专制主义制度送进坟墓。这正如洋务派巨擘张之洞的弟子张继煦所评曰：“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2）洋务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客观效果主要有以下几端：（一）揭开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序幕，初步奠定近代文化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的实绩在于开办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批具有近代性质的大机器工业，产业分布比较齐全，有冶金、机械、煤炭矿产、军工、纺织等等，实际上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框架。这些企业总数48个，资本总额2263万元，拥有工人四万人左右，其中5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工人总数约三万。（3）洋务运动还初步改变了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的落后状况，建立了包抬轮船二十余艘、五万总吨位的轮船招商局，筑成铁路数百公里，“电线已环绕丁十八行省间”（4）。（二）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洋务派认识到“惟洋人制造确有精理，不从学堂出身者只能步其后尘，不能独出奇异，则西学馆之设，自不可少”（5）。“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升，人才蔚起，海防洋务，利赖良多”（6）。洋务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生，不仅新式学堂遍及各地，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教育。留学生中当然不乏声色犬马之徒，但毕竟产生出像詹天佑这样的杰出科技人才和像邓世昌这样的优秀军事将领。从此，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历史舞台，并扮演了时代前驱的角色。（三）促成社会风气的转变。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引进“西学”、“西艺”，强烈冲击了封闭保守的社会风气。“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其所以送其贪纵者，不过持其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7）。学西夷之长、兴洋务之业，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时人对比道：“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8）中国传统的贵义贱利、重农轻商观念开始发生动摇，“崇尚西学、仿效西法，渐知以商力浚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9）；“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不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照西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10）。（四）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轩然大波，使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大大深入了一步。洋务运动的推行，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清廷内部，顽固派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类的陈腐论调攻击洋务派“捐弃礼义谦耻之大本大原”，败坏人心（11）；而洋务派则力陈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2），兴办洋务犹如“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非如此不足以存亡续绝（13）。双方论争不断，如1867年围绕同文馆的设立、1874年关于设厂制器和筹备海防、1880年铁路建设问题等等均有过轰动朝野的论辨，成为舆论中心。这使古井无波的中国社会渐起涟漪，由死水微澜而洪波巨浪。并且，在全社会范围内，洋务运动全面引入西学、西艺造成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中西体用之辨几乎与洋务运动的全过程同始终，成为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开然大波。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提出与发展，则无疑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