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诗歌理论篇一：闻一多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闻一多的诗歌理论与实践绪论从1920年的新诗《西岸》开始，闻一多〔1899-1946〕，便开始了他神圣而又传奇的诗歌理论道路的探索和爱国主义斗争的旅程。闻一多的诗论在很长时间内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尽管我们不能无视他历史中间人的身份，但是用文学史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历程，仍需重新认知其新诗理论建构的缘起、价值和影响。重新梳理闻一多诗歌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承和颠覆之间的关系，考虑其所受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熏染，辨析中西诗学的融通是如何透过“幻象说〞、“格律说〞的面具而形成理论体系的，对于当代新诗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说，其理论构建的过程也值得玩味，正因如此，郭沫假设叹其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五四〞时代，如闻一多之熟悉西方文学者少之又少。他13岁考上留美预备清华学院〔清华大学前身〕，22岁留美，并先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学院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三年的绘画生涯让其找到了诗人之笔。白色恐怖时期，他积极倡导民主革命运动。1946年7月因李公朴案，“怒虎〞发出最嘹亮的声音——《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暗杀，时年47岁。一生便如一篇“诗的史〞，一首“史的诗〞。诗歌创作的分期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包括1925年5月留学美国之前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的诗歌创作和在美国留学期间的诗歌创作。第二个时期那么是1925年5月留学归来。单从时间上来看，这样的划分未免有些仓促，但是从闻一多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却能看出些许合理之处。从发表于1920年9月24日的《清华周刊》上的《西岸》，到1923年《红烛》出版，包1/6括未发表的诗人自己编辑的手抄本《真我集》以及《集外集》里的一些诗篇，按相近的诗风，都可以归入闻一多诗歌创作的“?红烛?时期〞。诗集共62篇，分为红烛〔即叙诗〕、李白、雨夜、青春、孤雁、红豆六篇。诗集贯穿着爱国主义思想，例如同名诗《红烛》，诗人以红烛自喻，烧掉自己、创造光明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贴切的比喻、形象的语句、流火的激情，使之成为传世名篇。“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红烛啊！/这样红的烛！/人啊！/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罢！烧罢！/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闻〞?一多《红烛》〕其他篇幅也一样大放异彩，有生活场景的触动而发，如《雨夜》、《雪》、《黄昏》、《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红荷之魂》、《朝日》等。于爱情流动的体验与缠绕，如《风波》、《花儿开过了》、《国手》等。于艺术如饥似渴的倾慕，如《诗人》、《艺术底忠臣》等。于人生活状态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如《宇宙》。于人格的礼赞，如《李白之死》、《剑匣》等，这里“艺术的忠臣〞的思想火花展露无遗。后期其诗歌主体性得到加强，与早期散文化风格也便有了较明显的分野，当然，这取源于其开始用韵，注意诗句的整饬，在意诗的意蕴等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如《太阳吟》，诗人将太阳赋之以多种含义，层层深入地表达了诗人对故土的深切情感。想象奇特，一唱三叹，全诗弥漫着早期诗歌充满梦想、浪漫主义的基调，加之华美的辞藻，情绪强烈又微带淡淡的哀愁，一反古人缠绵低回情调，使人产生向上的欲望。作为弱国的子民，诗人在大洋此岸遭遇了许多苦难和煎熬，目睹着更多的丑恶和压迫。这首诗，既是远方游子思念、赞美、眷恋祖国的一封情书，也是炎黄的后裔为扞卫民族尊严而战的一篇檄文。“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2/6一出还乡梦，/又加他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你也好似无家可归似的呢。/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太阳啊，也是我家乡的太阳！/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闻一多《太阳吟》〞〕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已初步露出其诗歌精髓和文化品格的端倪。该诗每三行为一节，每三节为一个乐章，“新格律诗〞的框架已初见端倪。清代着名诗歌评论家叶燮《原诗·外篇》云：“诗是心声，不可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