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终于戴到了奥列佛•威廉姆森(OliverEatonWilliamson)的头顶上。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代掌门人，交易成本理论的集大成者，这一切似乎有些晚。如果从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来看，威廉姆森的地位应该高于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而这二位早在1993年已经因为将制度经济学应用于历史分析而获得了诺奖。但该来的奖终归还是来了，这对于威廉姆森，应该是值得欣慰的。而且，在现在这样一个公司治理混乱的世界，以诺奖表彰威廉姆森对公司治理理论作出的贡献，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威廉姆森详解“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教授一生著述甚丰，根据其主页上的自我介绍，目前已出版专著五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其研究涉及企业理论、兼并收购、公司融资、公司治理等各个方面。不过，虽然威廉姆森的理论体系十分博大，但其逻辑主线是十分清晰的：即应用“交易成本”来考察企业运行中的各种问题。由于在威氏的理论体系中，“交易成本”占有十分显著的位置，因此其理论在圈内也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由罗纳德•科斯提出，并应用于经济分析。说来有些传奇，科斯在1937年写下鸿文《企业的性质》、用“交易成本”观点考察企业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而正是这篇原本的学生习作，在几十年后（1991年）为科斯赢得了诺贝尔奖。从这点上看，科斯的天才可见一斑。不过在当时，“交易成本”概念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这个观点本身的超前性，但更多的是因为科斯对“交易成本”定义的模糊。“交易成本”究竟是什么？是跑腿费、运输费、磨损费，抑或是讨价还价的成本？科斯没有精确定义。而这种概念的模糊使得“交易成本”观念在应用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其科学性也受到了质疑。甚至有学者嘲笑“‘交易成本'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威廉姆森是科斯的学生，他继承了老师的“交易成本”概念，并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从而使得它在分析中能够得到更好地操作。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观念是在契约的观点下提出的，即他将每一次交易都视为签订一次契约（因此在下文中，笔者有时会将交易和契约两个词混用）。为了论述“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强调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即“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概念最早是由肯尼斯•阿罗提出的。阿罗最早指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造成理性有限的原因，一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二是由于人类计算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后来，西蒙借鉴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用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经济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在管理学界很有影响。威廉姆森早年曾受教于阿罗和西蒙，因此也很自然地将这种观点引入了自己的理论当中。“机会主义”，通俗地说就是“损人利己”，即用欺诈的手段来进行算计的行为。在签订一个契约的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签约之前，签约人可能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二是在签约之后，签约人可能会私下里干出有利于自身，但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资产专用性”指的是投资一旦付出就很难转变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较高的生产性价值成本。“资产专用性”可以是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品牌专用等。例如，我们参加就业培训，如果这个培训仅仅是针对此单位的某个具体职位的，在其他方面毫无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培训对于这个职位是“专用性”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共同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更为具体地，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事前”（签约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签约后）的交易成本。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由于“有限理性”，不可能在签约前完全预期到未来发生的一切，因此为了防止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签约后利用“资产专用性”对己方进行敲诈的可能性，缔约的双方需要在签约前详细考察对方、仔细界定各自的权责利。显然，在此过程中会付出很大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事前交易成本”。尽管人们可能在签约前做很多努力，以防止签约后的不便，但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在一纸契约里不可能把各方面的可能情况都包括进去，这就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