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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内主流电影发展方向2011年10月27日至28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国产电影论坛”、“主流电影：大众化与多样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主流电影又一次成为中国电影界讨论的焦点。前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在说到创作时提过：“表现和对被表现物的态度问题”[1],对于作为一种艺术的电影,这一态度的表现就是电影市场、票房等问题从何而来？如何让观众进入电影院？什么样的电影才能叫主流电影？这是由电影本身的质量情况决定的。单单从市场或者直接看票房情况来决定电影质量和电影类型会不会犯本末倒置的错误？目前对主流电影定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市场、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等问题上。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是先有市场还是先有意义,这里的意义是指电影之于观众的意义。电影本是外国发明的一种艺术。自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有艺术上的真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2],电影进入中国之初,智识阶级就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中国电影史上出现过两次真正电影艺术的高潮期：第一次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到2/4战后；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中对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发展情况做过细致地描述[3]。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桃李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优秀作品。第二次高潮则出现了像《牧马人》、《城南旧事》、《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作品。之后,中国电影就一直在政治管控与市场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一、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脉络饶曙光认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主流电影是在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主潮上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也由于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主潮发生变化而更迭[4]。在中国,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机器,其发展也跟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而变化和发展。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各个时期中国主流电影所指的内容也各不相同。饶曙光将改革开放后中国主流电影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探索片,娱乐片,主旋律电影,到现在的国家主流电影和主流商业电影。从他划分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所指的中国主流电影是各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的主流。例如1979年到1987年间,无论是第四代还是第五代导演,推崇当然,这一时期的电影业的繁荣是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导演不必过多地考3/4虑商业上的压力。但是,这一时期电影危机、观众危机已经显现。虽然很多导演在拍摄中国所谓的“探索片”,理论家也一厢情愿的把“探索片”作为中国电影的主流,但是,观众和市场并不买账。1980年起,全国电影观众以每年10亿的人数递减,到1986年,全国观众已经从1979年293.1亿人次下降到219亿人次[6]。第五代的实验性艺术创新,在艺术上取得成就的同时,是在市场上的悲壮惨败。从80年代中期开始,娱乐片已经悄然占据了中国电影的很大部分。电影作为文化产品肩负着意识形态的使命,它的娱乐功被正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陈昊苏提出一种新解,他说：“电影的效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娱乐效用是本原,是基础,而艺术（审美）效用和教育（认识）效用是延伸,是发展[7]。”这一时期出现了王朔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不同于主流思想,更多迎合的是“大放厥词”式的大众文化。这是娱乐片走向冯小刚的贺岁片的过渡。但是,这一趋势马上在政治层面上遭遇挫折。1987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电影局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作为中国管理电影的机构,这是官方对商业化大潮的回应,也是对电影艺术精神指向的政策性表述。一种对于电影作品思想性的普遍要求,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电影创作的题材概念。从1988年1月1日起,广电部、财政部设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当时明文规定,基金所资助的“必须是重大题材的故事片”,而“重大题材是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现实题材”[8]之后,政府不但对主旋律电影给予政策导向和拍摄经费上的支持,还在后期宣传和放映上给予支持。这一时期出现了《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